韩国教育经费占gdp17篇

韩国教育经费占gdp17篇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1论我国教育支出改革2浅析我国的教育支出问题3日本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的特征及其借鉴3我国财政支出的现状及对策建议4我国财政教育支出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韩国教育经费占gdp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1论我国教育支出改革2浅析我国的教育支出问题3日本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的特征及其借鉴3我国财政支出的现状及对策建议4我国财政教育支出问题分析5我国教育支出现状分析6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理论与实践探析7政府教育支出的分配8义务教育支出效率评价及财政分权影响9财政分权对教育服务提供效果的影响三严三实开展以来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研读了中央区市县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文件和资料

　　我国教育支出结构分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这句话不难看出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各个方面发展的重要性，，教育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它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教育的投入水平也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综合水平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尤其是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才素质的高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关“教育支出不公”“教育应向偏远地区倾斜”的呼声愈发响，亮，这也表明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尽管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量不断上升，但相对数量涨幅却较小，反映了我国目前的教育支出结构确实有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一、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必要性1、教育的正外部性首先，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的各方面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能提高劳动生产能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其次，教育能够提高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降低犯罪率，能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2、教育是一种不完全市场下的准公共物品从经济性质来看，教育服务一般被看作是一种混合物品。然而，教育是分初、中、高几个层次的。所谓初等教育是保证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一种权利，更是每一个公民的一种义务，它是带有强制性的。既然是国家通过立法安排义务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这种教育，那么这种服务理应由政府来提供和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初等教育应该是纯公共物品，而作为一种纯公共物品，它就具备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就决定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不适合提供纯公共物品，因为：一方面，从公共物品的提供的角度来看，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的编辑成本等于零；而另一个方面，非排他性意味着一个人使用公共物品，并不排除其他人使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如果交由市场运作，一旦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必将给我国的教育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早成我国人才链的断裂，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必须由国家直接管理，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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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而其重要的地位不得不让人关注其支出的结构。二、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的现状1、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不断增加由1991年的3386.62亿上升到了2009年的10437.54，亿，约为1991年的3倍多。表一中未列（出）2.财政支出已经成为我国财政的第一大支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教育的关注程度。3、自1990年至2009年，教育支出GDP的比重始终在3%左右，在低位徘徊。在2000年甚至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但从2004年开始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足以体现政府逐渐认识到教育对于一国的重要意义。三、我国财政支出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1、教育支出总量不足由表一，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教育支出近年来大幅上升，但其所占GPD总量人低于4%，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当前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1%，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在4.1%，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教育支出仅占人均GDP的0.82%，美国为6.10%，约为中国的7.44倍；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就算在金砖四国内，中国的教育支出也排在末位。在2004年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两基”攻坚计划》中明确提出确保到2007年教育支出在GDP中的所占比重达到4％，但现在看来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而在今年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上则提出到2012年达到4%，这一计划通过地方和中央的共同努力应该可以达到。2、教育支出结构失衡①三级教育支出结构失衡由左图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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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级教育支出上，我国严重失衡忽视初等教育，过分注重高等教育。根据统计我国初中高等教育人均教育经费与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0.05，0.15和1.93。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过高，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还高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匮乏，尽管近来民办教育有所发展，但高等教育几乎都有政府提供，能够真正接收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在经费上，显得高等教育的投入有些偏高。而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等教育，而是取决于初等教育，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反应出高等教育比例偏高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初等教育投入的不足。②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投资不足，支持力度不够，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模式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只有真正重视起职业教育才能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平，才能有助于我们国家向技术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③地区性支出不平衡。我国对中西部的财政教育支出投入较小，东部地区的教育性经费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远远高于中西部，2006年，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指标最高的上海市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为8409.78元，初中为10325.89元，最低的河北省小学948.57元，初中1195.42元，相差近10倍。④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所以我国教育投入基本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导致城乡教育支出差距显著。但我国有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从公平原则看，城乡学生的人均政府教育投入应当相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以2004年为例，全国的各项经费投入，占40%的城市获得了其中的77%，二战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而2006年，我国基础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普通中小学生648.42元，而农村中小学生是594.04元。这种地区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各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极大的影响了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社会的发展。⑤多元财政主体，使责任难以落实。影响我国教育投入的另一因素是财政收入分散在5级约3500个政府的手上，其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近2／3的财力。这就产生两种情况：（1）基础教育的办学主体虽在市县，但在投入上却显得乏力，尤其在1500个农业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而有能力投入的政府又并非办学主体。（2）受财政分税制体制约束，无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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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负责。马斯格雷夫认为地方政府缺乏充足的财力，难以控制经济主体的流动，所以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应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而资源配置职能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由地方政府负责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再来看基础教育，尽管基础教育拨款属于各级政府共同的职能，西方国家中央财政的负担比例仍然很高，其中，法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过家中央财政拨款比例高达70%以上。而我国，社会效益最明显的小学义务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对小学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不足20%。这种政府间的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乡镇财政困难而影响对基础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2007年，有关数据表明，江苏省部分市县和浙江省的宁波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地方财政是脱节的。以宁波市为例，2006年该市可用财力仅占GDP的8.6%，若教育达到4%，则意味着全市将有一半财力用于教育，这不可能做到。可见，教育支出占GDP的4%只是观察指标，而非行动目标，更无法考核地方政府。既如此，又有谁能对此负责呢？四、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一些建议1、财政应继续增加教育支出，提高教育占财政支出乃至GDP的比重。尽管近年来教育支出总额比较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目前的投入金额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很少。因此，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是很不够，这需要我国在资金总额的筹措上多想办法，多下功夫，比如发行教育债券的方式来筹集一些教育资金，以增加对教育的支持力度。2、促进教育投入渠道多元化。一国教育的发展不可能全部依赖单一的政府投入，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合作努力，因此在加大财政教育性投入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如果说政府的财力有限，并且将多数经费投放于义务教育，那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办学应该是个可行之法。如实行股份制学校，由政府牵头，以股份制的融资方式有效的聚集民间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3、明确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虽然义务教育新保障机制缓解了农村学校经费短缺，但这是初步、低标准的。尤其是全国1500个农业县，从农村学校房舍、教育设备设施到教师质量等方面还十分落后，一些县仍保留了义务教育乡级管理体制，至今还有一定数量“新代课教师”，所以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农业县财力十分困难是必然的。为此，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是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首要前提。4、建立基于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国家服务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协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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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关系、稳定社会的长期政策。对教育而言，均等化，指由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与等价性原则配合的政策体系。其中，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要求建立对教育房舍、设施和设备、教师和服务的国家服务标准。这是一种最低限度，无论何种学校，即使最偏远地区也应达到，所需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按教育均等化要求，普遍建立了教育服务国家标准，这一经验值得参考。等价性原则是指中央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提高义务教育配置标准，但经费由地方承担。二者配合，既可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又能促进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5、建立对省级政府的全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考核机制。考核本身就是针对政府的职能及责任承诺的。由于省级政府的职能比较全面，GDP与财政收入脱节程度较轻，因而建立这一考核、监察制度既必要又可行。6、建立适当的官员考核制度，在中国当前的分权程度和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绩效考核目标的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竞相开展的水平竞争会导致政府的支出结构发生偏向，政府支出会从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上更多的转移到基础建设等生产性投入上，造成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因此必须把教育发展的水平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的指标之一。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为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支柱，对地方社会进步起到了几级的作用，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一个滞后期，往往使得以晋升为目标的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把对教育的考核作为晋升的一个条件，有助于其给予关注。7、合理安排教育教育支出结构，首先要合理调整三级支出结构。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为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切实提高我国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适度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显得过多，改变高等教育的集资方法，例如引入国外的那种私立学校的股东制度，这样不仅可以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给相对较少的初、中级教育，还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

　　部分数据来源：1、2009统计年鉴》2、财政部网3、教育部网《参考文献：1、《论我国教育支出改革》2、《浅析我国的教育支出问题》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的特征及其借鉴》财政教育支出问题分析》与实践探析》

　　3、《我国财政支出的现状及对策建议》3、《日本4、《我国

　　5、《我国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6、《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理论

　　7、《政府教育支出的分配》

　　8、《义务教育支出效率评价及财政分权影响》

　　9、《财政分权对教育服务提供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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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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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2009-3-11

　　摘要：本文研究、分析了国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经费中私费负担与政府拨款所占的比例。文中整理的主要是2004年、2005年的资料，数据主要来源于OECD网站。同时，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对如何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支出，GDP

　　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国外教育经费来源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拨款，亦即“财政性教育拨款”；二是私人出资（含家庭投入和非政府性组织捐助等，以下统称为“私费”）。即使在发达国家，基础教育阶段的私费也占一定比重。总体而言，OECD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拨款占GDP的比重因教育政策不同而异。从平均水平看，2005年、2004年OECD国家的政府性教育拨款占各国GDP的比重均为5.0%。按2005年数据，财政性拨款占GDP比重超过4.5%的有：美国（4.8）、加拿大（4.7）、墨西哥（5.3）、英国（5.0）、荷兰（4.6）、丹麦（6.8）、法国（5.6）、波兰（5.4）、新西兰（5.2）1但也有些国家的财政性拨款低于4.0%，其中，日本为3.4%、斯洛伐克为3.7%。而非OECD国家财政性拨款占GDP比重通常较低，如智利为3.0%，俄罗斯为3.8%（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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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们分析，决定各国财政性教育拨款占GDP比重的因素主要有：（1）基础教育的普及政策（指高中教育是否纳入普及范围）和城乡教育的均等化程度。通常，城乡教育的均等化程度越高，政府拨款水平也就越高。（2）后中等教育政策，亦即高等教育以外的中等后教育的政策。由于这部分人数量多，因而，政府是否能为之提供教育、是否采取免费政策，对公共教育拨款的影响很大。（3）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尤其是公共与私人的成本分担政策。例如，日本虽然公立大学发达，但采用成本由家庭负担的政策，因而政府对大学拨款不多，财政性拨款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4%的较低水平上。美国的教育支出虽然占GDP的7.1%，但政府性拨款仅为4.8%，这与他们采用广泛吸纳外籍学生，并实行较高的收费政策有关。而法国虽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属于中等水平，但由于采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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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学费政府包干的政策，因而财政性拨款占GDP的比重达到5.6%，在欧洲国家中，这一拨款水平也是较高的（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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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财政性教育支出占一般政府支出的比重针对西方各国财政支出口径的差异，这里按“一般政府支出”统计。按OECD统计口径，一般政府支出指按国民经济核算概念的一般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和公益性代理机构）的总支出，包括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但不包括社保基金支出。在我国，部分财政资金是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因而支出口径大于西方。从部分西方国家财政性教育拨款占一般政府支出比重看，2005年OECD国家平均为13%。在所收集的15个国家的数据中，排在前面的是墨西哥（23.4）、新西兰（19.4）、丹麦（15.5）和韩国（15.3），而排在后面的有意大利（9.3）、德国（9.7）和日本（9.5）。财政性教育拨款比重占GDP的比重与国家的“福利化”程度有关。例如，欧洲和日本政府承担的“福利化”支出项目较多，公共支出的总量大，因而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墨西哥则相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家教育拨款占一般政府支出比重总体上呈稳定缓慢上升态势。一是在统计的15个OECD国家中，该指标平均值由11.9%上升到13%，其中有13个国家的教育拨款比例上升，或维持原水平，只有法国、美国是下降的；二是加拿大、法、德、日、英、墨西哥、西班牙等9国的教育拨款占一般政府支出比重的上下浮动不超过1%，呈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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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拨款属于多级政府共同职能，西方国家通常采用中央、州（地区）和县市（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拨款的体制来体现各级教育职能，2005年各国分担比率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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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可以发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前，OECD国家中央、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平均为46.5：27.5：27.1，这说明中央政府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在教育经费的分担上，西方国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央财政通过一般转移支付扩大地方支出基数，再由地方财政拨款给教育机构。这部分钱不属于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而属于地方的教育支出。表3中“转移支付前”与“转移支付后”地方财政性教育拨款比重的差异主要由此引起。另一种是中央财政的教育专项拨款，虽然它通过层层分配而用于学校，但计入中央政府支出。经转移支付调整后OECD国家中央、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分担比例为31.2：28.8：41.0，因而，教育财政体制属于以县市政府为主。

　　表3也表明，各国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职能划分上存在较大差异，而这又与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集中程度有关。其中，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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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以中央对州和地方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各类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供给。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是平衡地区间财力，一般转移支付后不再对中小学下达专项，而新西兰、法国、意大利的基础教育则采用经费以中央拨款为主、委托县市办学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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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教育经费两大来源结构的分析通过对教育经费的两大来源，即公共财政拨款与私费负担的比例分析，我们发现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OECDl5个国家总体上呈现私费比重上升，政府拨款比重下降的态势（详见表4）。

　　从OECD15国的平均数看，1995年私费占全部教育支出的15.6%，而2000年增加到16.7%，2005年又增加到19.0%。其中，除荷兰教育的私费负担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重由9.8%降到8.6%外，其余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美国私费负担比重由29.0%提高到32.7%。私费比重上升并非意味着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变动，而是政府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对就读于高校的大学生提高了收费。

篇三：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中美实力对比:科技、教育、营商、民生

　　中美实力对比

　　文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罗志恒华炎雪（感谢赵宁提供部分数据）导读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后，关于中美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有三种观点：1）过度膨胀派，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有实力全面挑战美国；2）过度悲观派，否定中国制度、文化，认为改革进入深水区而难以推进，内忧外患导致中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3）理性客观派，主张全面、客观、理性分析中美的竞争力，认为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追赶美国，不断改善民生，迈向发达国家行列。中美的差距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从教育、科技、文化、营商环境和居民生活五个方面客观分析中美差距，肯定进步，正视问题，并提出建议性意见。摘要教育方面：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中美教育更为根本的差异是教育理念的差异，中国

　　注重集体性，强调思想的统一；美国注重个体性，强调培育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中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低于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仅为美国的1/5。

　　科技方面：中国科研投入和专利发明数量迅速提高，但与美国比差距较大，基础科研薄弱，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研发占比偏低，论文发表数量超过美国，但质量与美国比存在差距，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人员仅为美国的1/4。中国科研投入占GDP比重逐步增加，达到2.1%，低于美国的2.7%；总投入为美国的1/2；中国侧重于试验发展，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占比低于美国20个百分点，基础研究投入额仅相当于美国的1/4，亟需推动科研事业单位改革。

　　文化方面：美国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数量是中国的5.3倍，中国图书阅读率、人均阅读量低于美国，中美大学生分别偏爱故事类和哲学类书籍。

　　营商环境方面：美国营商环境优于中国，企业平均寿命超过中国，中国的铁路、公路、轨交里程、宽带等基础设施与美国比仍有较大差距，分别相当于美国的56%、71%、27%和70%。我国物流发展指数为3.66，低于美国的3.99。

　　居民生活水平方面：我国取得较大提高，人类发展指数上升较快，但仍低于美国，贫富差距大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医疗开支和居住面积等大幅低于美国，恩格尔

　　系数为美国的3.6倍。中国人均耗能量、人均耗电量均相当于美国的1/3。中国每百户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尤其是汽车大幅低于美国。

　　建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积极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的进步及中美的差距只是表面现象和结果，本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与改革。

　　目录1科技教育文化比较：中国取得较快发展，但与美国比差距仍大1.1教育：中国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1.2科技：中国科研投入与美国差距较大，基础科研薄弱，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研发占比偏低，论文发表数量超过美国，但质量与美国存在差距，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人员仅为美国的1/41.3文化：美国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数量是中国的5.3倍，中国图书阅读率、人均阅读量低于美国，中美大学生分别偏爱故事类和哲学类书籍2营商环境比较：美国营商环境优于中国，企业平均寿命

　　超过中国，中国的铁路、公路、轨交里程、宽带等基础设施与美国比仍有较大差距

　　2.1营商环境：中国排名落后于美国72位2.2基础设施：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但与美国比仍有较大差距3居民生活比较：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但贫富差距大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医疗开支和居住面积等大幅低于美国，恩格尔系数为美国的3.6倍4启示与建议正文1中美科技教育文化比较：中国取得较快发展，但与美国比差距仍大1.1教育：中国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5.2%，其中财政投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8%，低于美国的4.9%（英国5.7%，法国5.5%，德国4.9%，日本3.6%，韩国5.1%）。考虑中国人口基数较大，中美在人均教育经费上差距较大。

　　2015年，中国成人识字率为96.36%，美国为97.04%，基本相当；中国学龄前和小学毛入学率分别为84%和100%，高于美国的69%和99%；中国的中学毛入学率为95%，略低于美国；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大幅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86%。2016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2年；美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8年。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榜单显示，中国仅有5所（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排在27和30位；美国共43所大学进入前100强。中美教育更为根本的差异是教育理念的差异，中国注重集体性，强调思想的统一；美国注重个体性，强调培育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

　　中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低于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仅为美国的1/5。教育部和《2017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留学生总数为485万人，在华留学生人数49万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赴美留学生人数达108万，其中中国生源占33%，印度占17%，韩国、沙特阿拉伯均占5%，加拿大占3%，墨西哥、日本、越南、中国台湾均占2%。

篇四：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国家初等中等高等中国330423154美国381375244日本323321190印度418291170法国237459198巴西308341206国家初等中等高等中国330423154美国381375244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我国1997年三级教育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偏低而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偏高尤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外教育支出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比较

　　「关键词」教育支出；三级教育；GDP；GNP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衡量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有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这两个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偏低，结构也不尽合理。

　　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教育厅公布的数据，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2000-2002年分别为1.95%、1.89%和1.98%，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实际投入不到应该投入的一半。如果按照4%的比例，江苏省各级政府三年总短缺额达到592亿元。更为令人吃惊的是，2004年所占比例又下降到1.9%以下，而如果按去年全省GDP达到15000亿元，这意味着去年欠下的短缺额已经超过300亿元。从全国来看，虽然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持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由1993年的867.76亿元增长至2002年的3573.36亿元。但是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2.51%只是增加到2002年的3.41%（见表1），九年间增长一个百分点都不到。到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仍然没有达到4%的目标，尚存在着90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缺口。

　　表11993-2002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相关指标

　　年份财政教育支出(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GDP(亿元)

　　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财政教育支出比例(%)

　　占GDP1993

　　13.4018.692.511994

　　867.764642.3034634.4

　　1174.74

　　12.3920.282.511995

　　11.6720.692.411996

　　11.6921.062.461997

　　12.4020.172.501998

　　13.7818.822.591999

　　16.0717.342.792000

　　5792.6246759.4

　　1411.526823.7258478.1

　　1671.707937.5567884.6

　　1862.549233.5674462.6

　　2032.4510798.1878345.2

　　2287.1813187.6782067.5

　　2562.6115886.5089468.1

　　17.7616.132.862001

　　19.4216.173.142002

　　21.0416.20

　　3057.0118902.5897314.8

　　3573.3622053.15104790.6

　　注：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2003》②财政部主页（）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重也越大。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达到3.6%.而我国仅为2.4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2）。从人均教育支出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均教育支出非常低。以1993年数据为例，世界平均人均教育支出为22.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国为10.77美元，仅略高于不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表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

　　国家和地区19801985199019941995世界平均4.84.84.84.95.2美国6.74.9

　　5.25.4;;日本5.85.04.73.6;法国5.05.85.45.96.1印度3.03.53.93.63.4巴西3.63.84.61.652中国;;;2.512.41

　　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期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5%以下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左右；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左右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为3%；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30%～4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5%；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0%～5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增长到5%～6%.表1中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符合这一。

　　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和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前者来分析比较。

　　根据江苏省政府教育督导团2004年4月对徐州市的调查，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的半年间，该市有8206名初中生辍学，初中年辍学率在有的县达到6%.而在另外一些辍学更严重的地区，初中阶段三年的辍学率超过20%，远远超过教育部门所公布的数据。辍学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收入而言就学成本过高。基础教育的个人支出比例高低与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成反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上生均投入相差过大，对基础教育重视的不够，对其投入相对不足，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过大，使教育投资内部结构不甚合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ＧＮＰ的比例为0.05∶0.15∶1.93，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见表3）。从与美国的比较中可见，我国对小学教育投入仅为0.05，比美国低0.08个百分点，对大学投入为1.93，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由于在基础教育上的缺位与高等教育上越位现象并存，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不协调，阻碍了各种初等和中等教育人才的培养。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篇五：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目前韩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七次教育改革修订教育大纲历时三年投入50亿韩元广泛征求了教育专家教授一线员工学生家长共计14322人的意见召开了282次协议会讲座会听证会召开了由1794名审议委员参加的127次教育课程审议会

　　重本还是重末：中韩教育政策之比较鲜明的反差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三峡，不是西部开发，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一条高速路可能当年见效，马上给当地ＧＮＰ加上几个百分点，教育则是百年树人，收效远远慢于工程项目。然而，众所周知，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据ＢＢＣ驻联合国记者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在教育上，中国和韩国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两国当时经济状况也相仿佛。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首次上升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在韩国已经扫除文盲，成为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中国还有人数多达２．２亿之巨的文盲。《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我国２５岁以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比韩国整整短了四年。韩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大国，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为学生或教师，如果算上为教育服务的有关产业，可以说，将近一半的韩国人在为教育努力。韩国教育的各项主要指标都已居世界领先水平。而中国的教育到现在为止还陷在普九不达标，贫困地区失学率高，教师工资拖欠，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等重重问题之中。教育欠账的后果，现在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每年申请专利１４万件。而人口为韩国数十倍的我国只有１．３万件，人均水平居世界后几位。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２００１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持续下滑：国民素质由１９９８年的第２４位下滑至第２９位，科学技术由第１３位下滑至２８位，国际竞争力由第２４位下滑至３１位。分析者指出，这与我国教育欠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教育发展之路

　　一、政府投入的差距对比中韩教育，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发展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中国教育发展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投入严重不足。

　　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低于印度、菲律宾、缅甸这些“穷国”，甚至低于许多非洲国家。２０００年的《全球教育报告》显示，１９９６年，世界上小学生享受的政府教育投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平均值为１３％。全世界１２７个国家中只有十个国家低于这个数字，我国是其中之一，我国的这个比例为６％。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让人忧心如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普九工作困难重重，贫困地区学生流失，拖欠教师工资，大学生无力交纳学费，归结到一点，其实都是一个字：钱。在世界义务教育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农村教育经费主要靠农民自己负担的国家，更没有出现过相当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要靠像希望工程这样的慈善活动来解决的国家。作为一个喊出“教育兴邦”口号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这种现状，无论如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而韩国的做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早在１９４８年大韩民国刚刚成立时，满目疮痍，百事待举。韩国政府首先制定了“教育先行”的社会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韩国的教育发展中，政府大力鼓励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各占半壁山河。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公共教育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多年来保持在３．８％左右，在国际教育组织的统计中，仅次于以色列，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第二位。韩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比例，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初，韩国政府又规定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１年，每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１％增加教育经费。据２００１年的数字，韩国私人教育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是据２００１年的数字，韩国私人教育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是２．９６％，居世界第一位。公私教育投入相加，占ＧＤＰ比例为７．０３％，位于丹麦（７．１７％）之后，居世界第二位。韩国曾经是比中国还要穷的国家，但是在韩国建国后，教育一直超前发展。朝鲜战争中，韩国绝大多数学校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然而学校教育并没有中断，晴天在野外上课成为当时韩国一大景观。战争结束后，韩国教育很快恢复并迅速发展。上世纪的５０年代，韩国经济难称有什么成就，教育却一枝独秀，各级学校的就学人数都有大幅增长。到１９６０年，仅仅８年，

　　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数量比战争刚刚结束的１９５２年分别增长了５２％、９０％和９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韩国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看，韩国教育发展的每一项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最高的，它所达到的各级升学率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当，有的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可见，韩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总是远远超过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韩国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韩国不间断的教育改革上。韩国的教育改革次数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韩国教育质量不断飞跃的重要动力。每一任总统上任后，都要推进一次到几次教育改革。目前，韩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七次教育改革，修订教育大纲历时三年，投入５０亿韩元，广泛征求了教育专家、教授、一线员工、学生家长共计１４３２２人的意见，召开了２８２次协议会、讲座会、听证会，召开了由１７９４名审议委员参加的１２７次教育课程审议会。第七次教育改革提出培养人才的方向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性能力的人”，“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的人”，“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集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韩国人正在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向世界教育的最高水平逼近。二、教育投入的两种不平衡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路线，由此造成了教育领域一系列不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导致学生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过大，农村教育严重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大批儿童失学。中国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投入到了高等教育之中，基础教育投资的匮乏由此更加雪上加霜。中央财政承担的初、中、高等教育经费之比，中国为１∶２．６５∶３８．７。而印度为１∶１．５９∶８．８８。中国的高等教育投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的。１９８５年，中国开始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的原则，由此更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投资的８０％，都是由政府负担。而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１９９８年提供的数字，我国农村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约占１％，省财政占１１％，县政府投入约占１０％，其余７８％由乡和村筹集，也就是说，是由农民自己负担。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研究免收中小学生课本费，以真正实现“免费教育”的同时，尚有大量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一年区区一百多元的学杂费而被挡在受教育的门槛之外。在大城市许多孩子坐进有空调的教室的同时，老少边穷地区的适龄学童却有相当部分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坐失及时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中小学按等级拨付教育经费的作法和精英性教育的影响，同等级的学校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上呈现出巨大的差距。《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这种差异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学生因成绩不同，而被分到不同的学校，而能承担高额择校费的学生，则可以超越这种不平等，而享受另一种更为恶劣的不平等，高额择校费也正成为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不平等的最明显体现则是那些因贫困而上不了大学的大学生了。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住进了学校的豪华公寓，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家长因为掏不出学费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新闻屡屡出现，凸现了我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弗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却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置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让我们来看看韩国是如何解决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吧。与中国把政府投入主要放在高等教育不同，韩国的政府投入主要投向了基础教育，而把高等教育的投资机会主要留给了社会。韩国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上也有不平衡性，不过他们的不平衡方向与中国相反。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韩国在推行初中义务教育时，免费的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韩国新推出的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僻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均等性。”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等。为了保证国民都能接受高中教育，韩国取消了初中升高中入学考试。现在，韩国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９９．９％，初中升高中升学率达９８．７％。也就是说，韩国已经普及了１２年制教育。在７０年代初，韩国也存在择校问题，中小学校分为一流二流，学校教育的应试倾向明显。韩国为此果断推出了“教育平准化”政策，具体措施有三项：第一，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教学条件；二是实行教师每四年流动一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三是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分，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决定就读的学校。这个“平准化”教育政府实施至今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弱化了学校应试教育倾向和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成为韩国教育界引以为荣的佳话。三、教师地位的差距在中国，教师早已摆脱前些年“当老师不如当理发师”的尴尬局面，然而平心而论，教师的收入并不比理发师多多少。教师并不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批“代课教师”，力不从心地填补着师资力量不足造成的空白。在韩国，教师被全社会敬重，享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学生跟着教授走路，不能离得太近，因为学生不能踩到老师的影子；教授到学生自习室，学生要全体起立敬

　　礼；一个系的系主任，职责范围之一是为教师们服务，而没有领导地位，资金权、用人权、晋级权，都由教授委员会负责。另外，韩国教师的工资也比一般社会成员高得多。韩国教师的政治待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汉城大学的教授要总统亲自下任命书。教授任各部长官、次官是很常见的事，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则先后出任总理。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不同：小学为４３％，中学为１０８％，大学为３００％。经济学家作过计算，本世纪初，智力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５％～２０％，而现在已经达到６０％～８０％。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快慢。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的做法是何等英明。而我们的一些地方，则存在着不正确的发展观，甚至有一种严重的急功近利倾向。有的地方一直以经济发展第一，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把钱花到刀刃上”，花到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上，就是舍不得把ＧＤＰ中的教育投资比重提高一点点。在新一任政府上任前，有的地方把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教育发展与官员升迁关系甚少，由此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另一个急功近利的表现就是教育发展本身的不平衡。把投资主要放在能立刻见到效益的高等教育，这本身就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０年，是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这期间，我国普通高校通过各渠道的收入总和的增长幅度达２３９％，高中达１５６％，而小学和初中为７０％，其中农村的初中和小学为５０％，差距十分明显。因为急功近利，我们在发展中已经犯了种种错误。好在新一届政府终于意识到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但愿中国能在教育发展上亡羊补牢。

篇六：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支出水平比较

　　一、引言

　　2012020629金融4班李嘉丹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不但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也使得家庭负担过重。

　　对此，在2010年7月13日到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加大教育投入的重要性和决心；同时，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再次提出到２０１２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４％的目标，表明了党和政府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坚定决心。

　　二、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必要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达程度、教育投入水平常常是很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素质、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教育支出在各国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各国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的战略目标。

　　从经济性质看，教育服务一般被看做是一种混合物品。然而，教育是分初、中、高几个层次的。所谓初等教育是保证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一种权利，更是每一个公民的一种义务，它是带有强制性的。既然是国家通过立法安排义务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受这种教育，那么这种服务理应由政府来提供和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初等教育应该是纯公共物品。而除了义务教育之外的高层次教育，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属于准公共物品。如果交由市场运作，一旦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必将给我国的教育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早成我国人才链的断裂，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

　　从实践角度看，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般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意思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科技进步又来源于教育。二是避免收入差距而形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由私人部门提供教育服务会抬高学费，收入微薄的家庭子女无法上学。但是由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可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避免优秀人才的流失。三是教育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与不完善。教育的支出可以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低收入家庭暂时无力支付学费可以向金融部门申请贷款。但是人力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信息极其不对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事先难以确定，因而金融部门不愿轻易发放贷款，由政府主办教育服务并为教育贷款提供担保，这有助于弥补教育资本市场的不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必须由国家直接管理，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安全，而其重要的地位不得不让人关注其支出的结构。

　　三、中国教育支出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教育资金虽在投入总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其在投入结构与比例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实践中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

　　首先就要从量上加大投入。尽管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领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发展需求都很强烈,需要国家支持投入的资金很多,有很多理由来加速这些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但是,不管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还是参照国外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支持程度,国家在转轨期怎么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都不过分。其次,要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的倾斜力度。最后,在转型期,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应该担当起“有为”和“无为”双重角色。

　　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与直接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教育事业健康稳步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显著，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办学效益稳步提高，各项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投入明显增加，有力推动了教育发展，积极扩大教育开放，教育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还比较低,这一点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已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与反响。

　　四、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

　　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重视程度。

　　(一)中国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而2000年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86％。不仅没有达到4％的既定目标，反而低于1986年和1990年的水准。自2001年起，政府将目标的实现推延到2005年，却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表11993-2009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总量及占GDP的比重

　　年份

　　财政教育支出

　　GDP（亿元）

　　财政教育支出占

　　（亿元）

　　GDP的比重

　　19931994199519961997

　　867.761174.741411.521671.701862.54

　　34634.4

　　2.51

　　46759.4

　　2.51

　　58478.1

　　2.41

　　67884.6

　　2.46

　　74462.6

　　2.50

　　1998

　　2032.45

　　78345.2

　　2.59

　　1999200020012002

　　2287.182562.613057.013573.36

　　82067.5

　　2.79

　　89468.1

　　2.86

　　97314.8

　　3.14

　　105172.3

　　3.41

　　2003

　　117390.2

　　3.28

　　2004

　　136875.9

　　2.79

　　2005

　　2.82

　　2006

　　3.00

　　2007

　　3.32

　　2008

　　3.48

　　2009

　　3.09

　　自2000年开始，中国每年用于教育的经费支出增长率均在10%以上，2000年至2007年短短8年间，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了3倍多；另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2008年12月公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07年中国实际的教育经费支出为12148.1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23.8%，形成了自2000年以来的第二个增长小高峰。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教育费附加）为7654.91亿元，比上年的5795.61亿元增长32.08％。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076.35亿元，按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增长76％，高于中央财政经常性收入约28％的增长幅度。

　　艾瑞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各级机关用于教育经费的支出还将保持较高增长，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高突破20000亿大关。

　　表2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逐年扩大，且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也逐年增多，可见政府逐渐认识到教育对于一国的重要意义。我国教育经费来源构成的基本特征，仍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但目前已形成政府投入、民办学校、社会捐赠、事业收费（含学杂费）及其他经费等多种形式、多元化的教育资金来源结构。

　　表31995—2010年我国教育经费来源

　　（二）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支出规模情况比较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重也越大。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达到3.6%。而我国仅为2.4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

　　表4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

　　国家和地区

　　1980

　　1985

　　1990

　　1994

　　1995

　　世界平均

　　4.8

　　4.8

　　4.8

　　4.9

　　5.2

　　美国

　　6.7

　　4.9

　　5.2

　　5.4

　　日本

　　5.8

　　5.0

　　4.7

　　3.6

　　法国

　　5.0

　　5.8

　　5.4

　　5.9

　　6.1

　　印度巴西中国

　　3.0

　　3.5

　　3.9

　　3.6

　　3.4

　　3.6

　　3.8

　　4.6

　　1.65

　　2

　　2.51

　　2.41

　　从人均教育支出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用具体的数字来说的话，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目前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见表5）。

　　表5各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比较

　　五、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

　　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对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投入情况，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以及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

　　（一）我国的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种。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义务教育的学生数超过1.9亿，非义务教育学生为2907万，但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比重为52.11，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比重为49.27%，可以看出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远小于非义务教育，而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更低。表6反映了这个问题。

　　表61999年我国三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单位：元）

　　类别

　　级别

　　平均

　　城镇

　　农村

　　义

　　初等

　　小学

　　财政性

　　568.70

　　705.56

　　501.22

　　务

　　教育

　　预算内

　　433.29

　　502.76

　　399.04

　　教

　　初中

　　财政性

　　720.96

　　781.67

　　675.44

　　育

　　预算内

　　525.43

　　528.61

　　523.05

　　高中

　　财政性825.15

　　非

　　中

　　预算内587.83

　　义

　　等

　　中等技财政性2123.75

　　务

　　教

　　术学校预算内1934.55

　　教

　　育

　　中等师财政性2717.26

　　育

　　范学校预算内2458.47

　　高等

　　普通高财政性10719.89

　　教育

　　等学校预算内10222.82

　　（二）从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来看，我国的教育经费按来源，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教育经费投入还可以细分为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乡镇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2005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为8419亿元，其中中央为852亿元，占比例为10.1%，地方为7567亿元，占比例89.9%。同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161亿元，其中中央为410亿元，占比例为7.9%，地方为4751亿元，占比例92.1%。从数据看，地方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主力。

　　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教育财政基本是中央政府“大包大揽”，此后，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改革，第一是逐步把中央管理为主的教育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向地方政府扩散，基础教育形成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高等教育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第二个改革则是由过去单一的国家财政拨付改为多元化的筹资体制。

　　这两方面的改革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个方面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更多的承担起教育财政的责任，这样就让我们的教育发展和教育财政的供给和地方财政能力直接挂起钩来，实际上就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财政中立性的缺失——财政中立性指的是教育投入和地方财政无关，财政中立性是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性；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则使中国的教育经费越来越依赖于预算外经费来源，尤其是高等教育，从1990年实行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制度，开启了让家庭和学生承担学费的政策，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越来越提高。

　　（三）从教育经费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来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ＧＮＰ的比例为0.05∶0.15∶1.93,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见表7)。从与美国的比较中可见,我国对小学教育投入仅为0.05,比美国低0.08个百分点,对大学投入为1.93,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由于在基础教育上的缺位与高等教育上越位现象并存,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不协调,阻碍了各种初等和中等教育人才的培养。

　　国家

　　表7生均日常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巴西印度中国

　　0.130.150.190.140.120.140.110.110.05

　　0.350.270.270.160.170.230.120.150.15

　　0.210.420.410.490.060.451.100.831.93

　　从表8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表8财政教育支出三级教育分配结构的国际比较（单位：%）

　　国家

　　初等

　　中等

　　高等

　　中国

　　33.0

　　42.3

　　15.4

　　美国

　　38.1

　　37.5

　　24.4

　　日本

　　32.3

　　32.1

　　19.0

　　印度

　　41.8

　　29.1

　　17.0

　　法国

　　23.7

　　45.9

　　19.8

　　巴西

　　30.8

　　34.1

　　20.6

　　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我国1997年三级教育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偏低，而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偏高，尤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投资流向会造成基础、义务教育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四）从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来看，由于地区间经济状况、财政状况的极不平衡，我国的教育投入分布也很不平衡。东部地区教育支出要比中西

　　部地区高得多,东部、中部、西部教育投资呈递减的梯级分布,且梯次差距日益增大。1992年中西部地区支出之和为东部的2/3,而到1995年中西部地区支出之和仅为东部的1/2左右,其中东部地区教育支出是西部地区支出的5.7倍,2001年为5.4倍,同年东中西部教育经费支出额之比为1∶0.41∶0.26。虽然这种比例差距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以后有所缓和，但是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等各个方面的不公平性。

　　六、中国较其他国家教育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综合排名居第29位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在考虑国际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53个国家作为比较国，包括了经合组织国家、可获得数据的人口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数据以2006年为主。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澳大利亚(见表9)。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秘鲁、委内瑞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29位，属于中等水平。我们在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中包含了绝对值和百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相对值。教育竞争力计算中如果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按照绝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16位，如果按照相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47位。综合排名在29位。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竞争力在所培养的人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中上水平，而在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素质人才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二）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近10年来的变化情况，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样本国和指标体系,用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纵向比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居民科技论文数量指标项没有相关数据，实际参与计算的是15项指标。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竞争力在1999年居46位，与2006年的29位相比，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竞争力提升了17位。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1999年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芬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印尼、秘鲁和委内瑞拉。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46位，排在倒数第8位。通过对两次排名的比较可以看出，近10年来，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排名变化并不大，排名提升最快的前5位国家为中国、约旦、印尼、马来西亚和丹麦，分别提升了17位、16位、15位、13位和11位，而以色列、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西都降低了14位，斯洛伐克降低了17位。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国家，这充分印证了中国近10年来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缩小1、当前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存在差距，略优于金砖四国均值为了对中国教育竞争力在国际中的位置进行描述，我们选取了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比较对象。从图5、图9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中国大陆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极不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

　　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相比均占优势。中国在教育质量和教育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方面略优于金砖四国的均值。

　　如果去除人口的因素，采用每百万人的相对指标时，中国在很多指标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同时也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均值。特别是中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方面中国的指标比较落后。这些指标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大幅提高教育发展的程度将是中国教育竞争力面临的巨大挑战。

　　表5

　　表9

　　2、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差距减小，部分指标均值超过金砖四国1999年，通过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多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和金砖四国的均值均有较大差距。从各项指标的发展情况来看，199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不太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在全职研发人员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3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相比占居绝对优势，和金砖四国均值相比也略有优势，但在专利数量上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但是，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在专利的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在4项指标的绝对值方面均占居优势地位。从百万居民的相对指标看，中国1999年的4项指标都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其余各项指标除了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略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外，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然而，到2006年，中国在识字率、本地专业研究培训、职工培训范围、教育体系的质量、学生学业成就等指标上均高于金砖四国均值。在大部分指标上与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四）中国教育竞争力优势劣势并存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有16个，从每项指标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全职研发人员人数、主要劳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专利数量、科技论文数量等指标与其他52个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大部分指标都处于中等或中下等水平，排名低的指标主要体现在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百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等方面。

　　七、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一)教育支出总量不足由表1，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教育支出近年来大幅上升，但其所占GPD总量的3%左右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当前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1%，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在4.1%，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教育支出仅占人均GDP的0.82%，美国为6..10%约为中国的7.44倍；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就算在金砖四国内，中国的教育支出也排在末位。在2004年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两基”攻坚计划》中明确提出确保到2007年教育支出在GDP中的所占比重达到4％，但现在看来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而在今年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上则提出到2012年达到4%，这一计划通过地方和中央的共同努力应该可以达到。（二）教育支出结构失衡1、三级教育支出结构失衡由表10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初、中、高三级教育支出上，我国严重失衡忽视初等教育，过分注重高等教育。根据统计我国初中高等教育人均教育经费与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0.05，0.15和1.93。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过高，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还高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匮乏，尽管近来民办教育有所发展，但高等教育几乎都有政府提供，能

　　够真正接收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在经费上，显得高等教育的投入有些偏高。而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等教育，而是取决于初等教育，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反应出高等教育比例偏高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初等教育投入的不足。

　　表10三级教育在校学生年生均经费支出比例

　　2、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投资不足，支持力度不够，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模式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只有真正重视起职业教育才能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平，才能有助于我们国家向技术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

　　表112008年全国各省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情况

　　3、地区性支出不平衡。我国对中西部的财政教育支出投入较小，东部地区的教育性经费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远远高于中西部，2006年，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指标最高的上海市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为8409.78元，初中为10325.89元，最低的河北省小学948.57元，初中1195.42元，相差近10倍。（见表11）

　　4、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所以我国教育投入基本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导致城乡教育支出差距显著。但我国有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从公平原则看，城乡学生的人均政府教育投入应当相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以2004年为例，全国的各项经费投入，占40%的城市获得了其中的77%，二战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而2006年，我国基础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普通中小学生648.42元，而农村中小学生是594.04元。这种地区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各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极大的影响了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5、多元财政主体，使责任难以落实。影响我国教育投入的另一因素是财政收入分散在5级约3500个政府的手上，其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近2／3的财力。这就产生两种情况：（1）基础教育的办学主体虽在市县，但在投入上却显得乏力，尤其在1500个农业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而有能力投入的政府又并非办学主体。（2）受财政分税制体制约束，无人对4%负责。马斯格雷夫认为地方政府缺乏充足的财力，难以控制经济主体的流动，所以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应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而资源配置职能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由地方政府负责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再来看基础教育，尽管基础教育拨款属于各级政府共同的职能，西方国家中央财政的负担比例仍然很高，其中，法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过家中央财政拨款比例高达70%以上。而我国，社会效益最明显的小学义务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对小学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不足20%。这种政府间的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乡镇财政困难而影响对基础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2007年，有关数据表明，江苏省部分市县和浙江省的宁波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地方财政是脱节的。以宁波市为例，2006年该市可用财力仅占GDP的8.6%，若教育达到4%，则意味着全市将有一半财力用于教育，这不可能做到。可见，教育支出占GDP的4%只是观察指标，而非行动目标，更无法考核地方政府。既如此，又有谁能对此负责呢？

　　八、完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建议

　　（一）财政应继续增加教育支出，提高教育占财政支出乃至GDP的比重。尽管近年来教育支出总额比较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目前的投入金额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很少。因此，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是很不够，这需要我国在资金总额的筹措上多想办法，多下功夫，比如发行教育债券的方式来筹集一些教育资金，以增加对教育的支持力度。（二）促进教育投入渠道多元化。一国教育的发展不可能全部依赖单一的政府投入，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合作努力，因此在加大财政教育性投入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如果说政府的财力有限，并且将多数经费投放于义务教育，那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办学应该是个可行之法。如实行股份制学校，由政府牵头，以股份制的融资方式有效的聚集民间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三）明确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虽然义务教育新保障机制缓解了农村学校经费短缺，但这是初步、低标准的。尤其是全国1500个农业县，从农村学校房舍、教育设备设施到教师质量等方面

　　还十分落后，一些县仍保留了义务教育乡级管理体制，至今还有一定数量“新代课教师”，所以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农业县财力十分困难是必然的。为此，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是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首要前提。

　　（四）建立基于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国家服务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协调东西部关系、稳定社会的长期政策。对教育而言，均等化，指由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与等价性原则配合的政策体系。其中，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要求建立对教育房舍、设施和设备、教师和服务的国家服务标准。这是一种最低限度，无论何种学校，即使最偏远地区也应达到，所需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按教育均等化要求，普遍建立了教育服务国家标准，这一经验值得参考。等价性原则是指中央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提高义务教育配置标准，但经费由地方承担。二者配合，既可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又能促进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五）建立对省级政府的全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考核机制。考核本身就是针对政府的职能及责任承诺的。由于省级政府的职能比较全面，GDP与财政收入脱节程度较轻，因而建立这一考核、监察制度既必要又可行。（六）建立适当的官员考核制度。在中国当前的分权程度和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绩效考核目标的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竞相开展的水平竞争会导致政府的支出结构发生偏向，政府支出会从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上更多的转移到基础建设等生产性投入上，造成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因此必须把教育发展的水平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的指标之一。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为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支柱，对地方社会进步起到了几级的作用，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一个滞后期，往往使得以晋升为目标的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把对教育的考核作为晋升的一个条件，有助于其给予关注。（七）合理安排教育教育支出结构，首先要合理调整三级支出结构。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为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切实提高我国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适度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显得过多，改变高等教育的集资方法，例如引入国外的那种私立学校的股东制度，这样不仅可以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给相对较少的初、中级教育，还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

　　注：图表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主要参考文献来自：

　　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比凤凰网教育

　　论文《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问题研究述评及路径选择探讨》梁素萍

　　中国财经报２００５－０３－０８中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解析吕炜

　　《财政学》第七版第四章教育支出陈共

篇七：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国外民办教育发展现状及成功经验

　　由于公共经费的短缺，目前，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这种趋势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部分公立学校所有权的转移；二是平衡公立和私立学校部分，但不重组现存教育机构，即增加私立学校的比例；三是增加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如教育券为一种形式；四是增加对公立学校的私人投入，如家长支付学费。

　　国外教育发展的现状表明，各国政府的财力主要用于办好义务教育和一部分公立大学，这是一种国际惯例，高等教育的大部分是依靠社会力量来实现的。部分国家官民并举振兴私学，公助私学，形成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直接助学体系。

　　印度：印度的大学全部是公立的，尽管有四分之三的学院是私立的，但它们必须附属于某所公立大学。目前，70%以上的学生就读于这些私立学院。在这些私立学院中，大多数在经费上接受政府的资助，但由经营者管理，这类学院称作"资助学院"，政府的经费资助有的高达日常经费的95%，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学院带有很强的公立性。另一类是纯私立或"无资助学院"，这类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工程学院和医学院。

　　日本：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幼儿园以私立学校为主，高等教育阶段是私立学校占大多数，私立大学是促进日本高等教育普及的主力

　　军。在经费投入上，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加大了对私立高等教育资助份额。为了改善私立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政府颁布了《私学振兴助成法》，还增加了对私立学校的政府拨款比例，进入了大规模补助的阶段。另外，日本政府还对各类学生活动直接予以资助。

　　韩国为了加快教育普及，韩国政府放松了对各类学校自我发展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控制，特别是放开私立中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大量兴办私立高中、私立大学，同时各类学校纷纷突破政府的招生计划，以满足广大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私学数量的急剧增加扩大了教育机会，但也带来了单纯追求盈利和质量下降的问题。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统管与扶植支援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整顿私学的办学条件，加强了对私学的管理，制定了《私立学校法》，此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私立学校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逐渐增加对私学的补贴，社会上也成立"振兴私学基金会"，促进了私学健康有序地发展。近十年来，韩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左右，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教育经费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持续超过GNP的增长率。如此高的教育投入得益于韩国始终坚持政府和社会共同增加教育投入的原则，政府和私人投入各占整个教育经费的1／2左右，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更是以私人和社会投入为主。韩国在政府逐步加大教育投资的同时，还多次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大力鼓励民间和私人投资从事和扩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韩国的现代、三星、大宇等大型企业财团都非常热心投资兴办教育。

　　由此可见，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在缓解公共教育经费紧张、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促进教育的民主和机会均等以及实现国家富强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教育的加速发展来源于制度上的创新。各国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之所以能够保持人力资本的长期持续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先后经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的过程。各级教育的加速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得益于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对教育的制度安排；二是教育开放。教育向民间开放，带来私人对教育的大规模投资。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政府办教育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满足了个人对于教育多样性的需求。在实施高质量义务教育的同时，向民间部门开放教育是现代国家在解决教育治理问题上重要的公共政策选择。由于义务教育制度安排之外的教育是典型的纯私人物品，而且在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阶段（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受教育者所获得的自身收益要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家庭或者个人有足够的投资激励。因此，教育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往往带

　　来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积累性（或线性）增长。

　　（二）先数量后质量，大力发展私立教育。日本、韩国对私立教育都采取了先放开发展，待规模扩大以后再加强管理、增加资助、提高质量的发展措

　　施，因此才能在短期内实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韩国教育从数量增长期（20世纪60年代）--改革推进期（70年代）--质量提高期（80年代）--人性化教育期（90年代），走出了一条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道路，私立学校的扩容和规范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美国是通过在原有的精英教育系统之外，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和社区学院来实现高等教育普及的，走的也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量甚至可以超过公办学校，首先提高普及率，然后逐步提高办学质量。

　　（三）借鉴国际上公立教育体制改革经验，规范有序地推进对一部分公立教育资源存量的改制。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纯粹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趋于减少，混合型的学校趋于增加。国外公立学校体制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①新加坡的"自主学校"政策。新加坡1988年起开始实施"自主学校"的体制改革政策，推动一部分优质公立学校体制改革进程，变成"自主学校"，政府继续拨给学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同时允许学校收费，学校实行比较

　　完全的自主管理。②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实行教育券形式。其操作过程是：政府将国家教育经费经过科学的计算和分配，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用手中的教育券代缴等价值的学费，剩余部分自己承担。学校把收上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除此之外，政府不再直接划拨给学校任何经费。过去，放弃公立中小学入学机会就意味着放弃义务教育的福利，

　　但现在，学生和家长选择私立学校，仍然可以得到政府资助。

　　（四）政府投入和私人投入共同增长。我国在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可参照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经验，采取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的方式，争取使私人和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5-3%，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以上。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在目前的基础上各增长1%。

　　（五）义务教育政府负责，非义务教育以私人和社会投入为主。美、日、韩等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义务教育的投入，美国、日本义务教育经费90%以上是由政府提供的，韩国政府也提供8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处于普九巩固时期，与美、日、韩等国同期经费投入结构相比，我国义务教育国家预算内经费拨款比例偏低。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日本的社会和私人投入比例在50%以上，韩国则高达83.3%。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有限，更应该参考国际经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更多地调动社会和私人的力量，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其与公办教育相并存，从而形成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因而，政府要解决的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教育质量的评估和监督以及教育中的融资问题，而不是直接开办教育机构的问题。

篇八：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圆“中国梦”离不开好福利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福利都来自于自发的人道济贫救急活动。1883年，德国宰相俾斯麦颁布了《疾病保险法》，这个法律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产生的标志。自此，政府和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对等义务关系：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公民缴税，并参加政府组织的社会保险；另一方面，政府利用财政资源向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失业保障等福利。福利逐渐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享受。通俗点说就是既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羊就要享受幸福生活。今天，福利权（又称社会保障权）被国际社会普遍确认为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福利权不属于公民生命、自由、财产在内的第一性的权利，却涉及到公民与政府权责是否合理以及再分配是否正义的问题。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也建立起现代国家福利体系，但它却存在着严重缺陷：首先是城乡差别下的公民歧视，社会福利仅用于城市公民；其次，享受福利的公民等同于被国家终身雇佣，完全丧失自

　　主选择权利；第三、国家给城市公民提供各项福利是建立在抑制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公民以低收入换来福利待遇。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福利供应效率低下，再加上国家雇员超编和老龄化问题，国家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政府被迫进行福利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社会福利责任降低了，政府财政负担减少了，尽管或许提高了效率，但却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福利的不公平状况，反而使得社会福利的覆盖面缩小了，享受福利待遇的人群更加集中，进而扩大了社会贫富、城乡收入的差距。政府这种甩包袱的行为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福利的诸多畸形，说白了就是只刮毛，不养羊。高税收下的差异正如我在《在高税收和低福利的通道上还能走多久》中指出的，当前，中国这样一个高税收的国家并没有给民众带来高福利，而是低福利。究其原因在于政府与民争利，通过权力的不对等博弈，把本属于普通民众的福利，用在了特权阶层的不正当用途上。据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09年全球180个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国与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个非洲穷国，一个加勒比海小国）一同排在第79位，得分仅有3.6（10分为满分）。而留给民众的是这样一组数据：1、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

　　合性评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中国每年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人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2、截至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3.48%，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早在1993年政府作出的承诺“教育经费占GDP4%”到现在还是天方夜谭。依支付能力，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是世界最高，每年教育总支出约人民币11万元，但按人均GDP世界惯例算，日本的学费总支出相当于中国居民支付3550元。与日本相比，中国大学费用每年支出10000元以上，堪称世界第一。3、中国城镇住房90%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供应量只占到整个城镇住房体系的5%左右。从2000年开始，保障房建设日益被边缘化，从长江证券一份研究报告获悉，从1998年房改后，除了1998年与1999年经适房投资占住宅投资总额的比重呈上升外，从2000年至2007年这一比重一路下挫，其中2002年、2004年与2005年经适房投资建设更出现负增长。原是民众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一项一项都演变成压在人们头上和心上的大山。中国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

　　却远远不及法国。以法国为例，法国人一生能享有400多种福利补贴，政府每年从国库里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各种福利补贴。孩子从母亲受孕后的第五个月起，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这400多种福利。法国再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全民享有，包括农民和外国人，越穷享受的福利越多。外国人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能和法国国民一样享受某些福利，没有任何歧视。仅教育一项就有幼儿补助、父母育儿补助、孩子上学补助、上学补助等多种福利，只要你符合规定条件就能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必须增加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高税收不一定让人过的不幸福，但是高税收、低福利肯定会让人痛苦，而人对于痛苦的忍受都是有限度的。要改变我国目前福利与税收不合理的状态必须双管齐下，在降低税率，减少人们尤其是中低阶层者不合理税收的同时必须增加政府的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很显然，增加财政的福利支出是最便捷的办法。据凤凰

　　网在2009年4月的《中国发展报告中》中指出的：“我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明显偏低。在过去5-10年时间，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2003年突破2万亿，2005年突破3万亿，2006年超过4万亿，2007年超过5万亿，2008年则超过6万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07年的20.8%。但是，2005年我国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财政性福利支

　　出占GDP的比例只有5%。2005年，我国含社会保险的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性支出仅为27.1%。”根据这样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就连与转轨的国家相比都有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低税收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这些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而我们的近邻韩国的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3.3%增至2010年的9.0%，增加了173%。2004年韩国福利预算为32万亿韩元，而到2007年增至61万亿韩元，3年内翻了一番。2010年的福利预算编制为81万亿韩元，占韩国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27.7%。因此，只有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才能提高中国幸福指数。或许中国是最没有理由不增加社会福利的国家，但是每每谈到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的补助时，就有一些政府官员会跑出来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财政很困难云云。当然，我们的官员都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如果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看，发展是运动的一种，一直到地球爆炸，中国肯定将永远地处于发展中，因此，忽视公民的福利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的确是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日韩、欧洲、北美政

　　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我国是46％。也就是说：他们国家的官员用掉税收的1％－2％，中国的官员要用掉46％。我们当官的比别人多吃20-40倍。我们的财政很困难。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中国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公款吃喝却是日本的1000多倍。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我们的财政真的很困难。决策失误，看不清的无底洞，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我们的财政不得不困难。只要公民没有话语权，增加政府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注定就是困难重重。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治标不治本既然社会福利属于再分配领域，那么在当前的政府与公民、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权力悬殊的情况下，投入增加同时可能意味着掠夺的增加。如果权力监督只是痴人说梦，如果权力没有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其相互制衡的话，政府再怎么增加公共支出的话都无异于泥牛入海，因为人的欲壑是无止境的，一帮没有监督的当权者只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吞噬民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良好的意愿和想

　　法，都可能异化为又一次的社会不公。即使如此，增加投入总归是好的，何况就这么一点小的愿望，我们现在还可望而不可即。

篇九：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2009-3-11

　　摘要：摘要：本文研究、分析了国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经费中私费负担与政府拨款所占的比例。文中整理的主要是2004年、2005年的资料，数据主要来源于OECD网站。同时，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对如何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教育支出，GDP

　　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国外教育经费来源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拨款，“财政性教育拨款”亦即；二是私人出资（含家庭投入和非政府性组织捐助等，以下统称为“私费”）。即使在发达国家，基础教育阶段的私费也占一定比重。总体而言，OECD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拨款占GDP的比重因教育政策不同而异。从平均水平看，2005年、2004年OECD国家的政府性教育拨款占各国GDP的比重均为5.0%。2005年数据，按财政性拨款占GDP比重超过4.5%的有：（4.8）美国、加拿大（4.7）、墨西哥（5.3）、英国（5.0）、荷兰（4.6）、丹麦（6.8）、法国（5.6）、波兰（5.4）、新西兰（5.2）1但也有些国家的财政性拨款低于4.0%，其中，日本为3.4%、斯洛伐克为3.7%。而非OECD国家财政性拨款占GDP比重通常较低，如智利为3.0%，俄罗斯为3.8%（见表1）。

　　据我们分析，决定各国财政性教育拨款占GDP比重的因素主要有：（1）基础教育的普及政策（指高中教育是否纳入普及范围）和城乡教育的均等化程度。通常，城乡教育的均等化程度越高，政府拨款水平也就越高。（2）后中等教育政策，亦即高等教育以外的中等后教育的政策。由于这部分人数量多，因而，政府是否能为之提供教育、是否采取免费政策，对公共教育拨款的影响很大。（3）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尤其是公共与私人的成本分担政策。例如，日本虽然公立大学发达，但采用成本由家庭负担的政策，因而政府对大学拨款不多，财政性拨款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4%的较低水平上。美国的教育支出虽然占GDP的7.1%，但政府性拨款仅为4.8%，这与他们采用广泛吸纳外籍学生，并实行较高的收费政策有关。而法国虽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属于中等水平，但由于采用大

　　学生学费政府包干的政策，因而财政性拨款占GDP的比重达到5.6%，在欧洲国家中，这一拨款水平也是较高的（详见表1）。二、财政性教育支出占一般政府支出的比重针对西方各国财政支出口径的差异，这里按“一般政府支出”统计。按OECD统计口径，一般政府支出指按国民经济核算概念的一般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和公益性代理机构）的总支出，包括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但不包括社保基金支出。在我国，部分财政资金是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因而支出口径大于西方。从部分西方国家财政性教育拨款占一般政府支出比重看，2005年OECD国家平均为13%。在所收集的15个国家的数据中，排在前面的是墨西哥（23.4）、新西兰（19.4）、丹麦（15.5）和韩国（15.3），而排在后面的有意大利（9.3）、德国（9.7）和日本（9.5）。财政性教育拨款比重占GDP的比重与国家的“福利化”程度有关。例如，欧洲和日本政府承担的“福利化”支出项目较多，公共支出的总量大，因而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墨西哥则相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家教育拨款占一般政府支出比重总体上呈稳定缓慢上升态势。一是在统计的15个OECD国家中，该指标平均值由11.9%上升到13%，其中有13个国家的教育拨款比例上升，或维持原水平，只有法国、美国是下降的；二是加拿大、法、德、日、英、墨西哥、西班牙等9国的教育拨款占一般政府支出比重的上下浮动不超过1%，呈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表2）。

　　基础教育拨款属于多级政府共同职能，西方国家通常采用中央、州（地区）和县市（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拨款的体制来体现各级教育职能，2005年各国分担比率见表3。

　　由表3可以发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前，OECD国家中央、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平均为46.5：27.5：27.1，这说明中央政府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在教育经费的分担上，西方国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央财政通过一般转移支付扩大地方支出基数，再由地方财政拨款给教育机构。这部分钱不属于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而属于地方的教育支出。3中表“转移支付前”“转与移支付后”地方财政性教育拨款比重的差异主要由此引起。另一种是中央财政的教育专项拨款，虽然它通过层层分配而用于学校，但计入中央政府支出。经转移支付调整后OECD国家中央、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分担比例为31.2：28.8：41.0，因而，教育财政体制属于以县市政府为主。表3也表明，各国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职能划分上存在较大差异，而这又与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集中程度有关。其中，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

　　韩国以中央对州和地方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各类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供给。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是平衡地区间财力，一般转移支付后不再对中小学下达专项，而新西兰、法国、意大利的基础教育则采用经费以中央拨款为主、委托县市办学的模式。三、对教育经费两大来源结构的分析通过对教育经费的两大来源，即公共财政拨款与私费负担的比例分析，我们发现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OECDl5个国家总体上呈现私费比重上升，政府拨款比重下降的态势（详见表4）。

　　从OECD15国的平均数看，1995年私费占全部教育支出的15.6%，而2000年增加到16.7%，2005年又增加到19.0%。其中，除荷兰教育的私费负担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重由9.8%降到8.6%外，其余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美国私费负担

　　比重由29.0%提高到32.7%。私费比重上升并非意味着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变动，而是政府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对就读于高校的大学生提高了收费。四、对提高我国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建议据2008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资料，2008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预计达到1581.8亿元。按此推算，2008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超过3%。但这一比重与OECDl5国平均比重5%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1.我国的财政收入比重不高。对此，我们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说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与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三者的关系：Er=Gr*R（其中：Er为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Cr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R为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公式表明，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取决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两个因素，其中财政支出比重是决定因素。一般而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14%间较合理（OECD国家平均13.2%），过高则会影响农业、国防和公检法等支出，甚至危及社会稳定。2008年我国教育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达14.9%，若按西方同口径计算（扣除社保资金）则超过15.5%。这表明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上是努力的。而表2表明，凡是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较高的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或接近35%。虽然近年来我国仅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即使是快速增长的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0.68%。若按教育拨款占GDP的4%要求，则全国应有1/5财政收入用于教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比重的根本路径，应当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但是，这涉及到产业结构和工商企业的承受能力。在我国以简单加工、低附加值为主的产业结构下，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2.多元财政主体，责任难以落实。影响我国教育投入的另一因素是6万亿元财政收入分散在5级约3500个政府的手上，其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近2／3的财力。这就产生两种情况：（1）基础教育的办学主体虽在市县，但在投入上却显得乏力，尤其在1500个农业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而有能力投入的政府又并非办学主体。（2）受财政分税制体制约束，无人对4%负责。2007年，笔者曾调查江苏省部分市县和浙江省的宁波市，发现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地方财政是脱节的。以宁波市为例，2006年该市可用财力仅占GDP的8.6%，若教育达到4%，则意味着全市将有一半财力用于教育，这不可能做到。可见，教育支出占GDP的4%只是观察指标，而非行动目标，更无法考核地方政府。既如此，又有谁能对此负责呢？3.缺乏基于理性的地区性教育财政政策。随着近年来财力增加和国家义务教育新保障机制的确立，我国义务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1）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短缺状况获得缓解；（2）随着多年的持续投入，城市和东部工

　　商业县义务教育资金相对充足，但受资金效用递减规律的制约，资金浪费较严重；（3）群众关注点从“有书读”转向“读好书”。为此，应摈弃全国“一刀切”的财政政策，而采取更理性、符合地方利益的多元政策。但在分级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是特定的利益主体，强制要求市级政府将自己的钱用于县级农村教育是不可能，也不符合居民利益的。“一刀切”政策的后果，一是使新增教育经费滞留在本已经费充足的城区中小学——大部分无实效；二是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职业教育却因某些原因而无法发展。花钱而得不到效果，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转向消极。总之，财力总量的有限性、体制上的脱节和机制上的非理性，是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比重长期达不到4%的三个主要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在提高公共教育投入比重上无能为力。既然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属于教育财政政策范畴，我们就可以在现阶段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明确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虽然义务教育新保障机制缓解了农村学校经费短缺，但这是初步、低标准的。尤其是全国1500个农业县，从农村学校房舍、教育设备设施到教师质量等方面还十分落后，一些县仍保留了义务教育乡级管理体制，至今还有一定数量“新代课教师”，所以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农业县财力十分困难是必然的。为此，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是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首要前提。第二，建立对省级政府的全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考核机制。考核本身就是针对政府的职能及责任承诺的。由于省级政府的职能比较全面，GDP与财政收入脱节程度较轻，因而建立这一考核、监察制度既必要又可行。第三，建立基于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国家服务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协调东西部关系、稳定社会的长期政策。对教育而言，均等化指由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与等价性原则配合的政策体系。其中，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要求建立对教育房舍、设施和设备、教师和服务的国家服务标准。这是一种最低限度，无论何种学校，即使最偏远地区也应达到，所需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按教育均等化要求，普遍建立了教育服务国家标准，这一经验值得参考。等价性原则是指中央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提高义务教育配置标准，但经费由地方承担。二者配合，既可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又能促进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第四，寻找合理的教育支出增长点。随着城市和工商业县义务教育资金投入的饱和，国家急需制订新的教育支出增长点和教育财政政策，引导地方教育资金投向。我们认为，职业教育是三大教育中最薄弱的，又是适合市县管理的领域。为此我们建议，国家应制订基于地方利益、理性多元的教育财政政策。例如，对城市和工商业县来说，在生均拨款达到一定水平后，鼓励他们将资金转向旨在吸收中西部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大幅度提高本地区劳动者技能和竞争实力、“农替代民工”的职业教育上；而对广大农业县来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不只是向农村教育拨款，也应考虑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方面的要求。

　　第五，完善和调整高等教育财政政策，解决高校贷款问题。公立高校是政府办的高校，建设资金应当由政府承担，假如高校决策不妥，政府可以纠正，甚至拍卖房地产还贷。为此，作为应急措施，建议国家分期、逐年解决高校贷款问题，至少高校合理贷款部分的利息，先由省和中央政府分担，然后逐步理顺政府与高校的财政关系。这也是提高教育经费比重的可行政策。总之，实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4%是我国政府的庄严承诺，是一张承兑支票，虽因种种原因，目前还无力完全承兑，但措施得当，就可以做到在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中让教育多分一点，让新增教育资金用得更好一些，这应成为我们的积极对策。

　　作者：来源：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马国贤马志远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3期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张春玲

篇十：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19932002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相关指标年份财政教育支出亿元财政支出亿元亿元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占gdp国家和地区19801985199019941995世界平均4848484952美国67495254日本58504736法国5058545961印度3035393634巴西3638461652中国2541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期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5以下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左右

　　国外教育支出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比较

　　「关键词」教育支出；三级教育；GDP；GNP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衡量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有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这两个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偏低，结构也不尽合理。

　　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教育厅公布的数据，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2000-2002年分别为1.95%、1.89%和1.98%，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实际投入不到应该投入的一半。如果按照4%的比例，江苏省各级政府三年总短缺额达到592亿元。更为令人吃惊的是，2004年所占比例又下降到1.9%以下，而如果按去年全省GDP达到15000亿元，这意味着去年欠下的短缺额已经超过300亿元。从全国来看，虽然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持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由1993年的867.76亿元增长至2002年的3573.36亿元。但是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2.51%只是增加到2002年的3.41%（见表1），九年间增长一个百分点都不到。到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仍然没有达到4%的目标，尚存在着90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缺口。

　　表11993-2002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相关指标

　　年份财政教育支出(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GDP(亿元)

　　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财政教育支出比例(%)

　　占GDP1993

　　13.4018.692.511994

　　867.764642.3034634.4

　　1174.74

　　12.3920.282.511995

　　11.6720.692.411996

　　11.6921.062.461997

　　12.4020.172.501998

　　13.7818.822.591999

　　16.0717.342.792000

　　5792.6246759.4

　　1411.526823.7258478.1

　　1671.707937.5567884.6

　　1862.549233.5674462.6

　　2032.4510798.1878345.2

　　2287.1813187.6782067.5

　　2562.6115886.5089468.1

　　17.7616.132.862001

　　19.4216.173.142002

　　21.0416.20

　　3057.0118902.5897314.8

　　3573.3622053.15104790.6

　　注：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2003》②财政部主页（）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重也越大。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达到3.6%.而我国仅为2.4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2）。从人均教育支出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均教育支出非常低。以1993年数据为例，世界平均人均教育支出为22.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国为10.77美元，仅略高于不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表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

　　国家和地区19801985199019941995世界平均4.84.84.84.95.2美国6.74.9

　　5.25.4;;日本5.85.04.73.6;法国5.05.85.45.96.1印度3.03.53.93.63.4巴西3.63.84.61.652中国;;;2.512.41

　　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期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5%以下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左右；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左右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为3%；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30%～4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5%；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0%～5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增长到5%～6%.表1中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符合这一。

　　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和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前者来分析比较。

　　根据江苏省政府教育督导团2004年4月对徐州市的调查，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的半年间，该市有8206名初中生辍学，初中年辍学率在有的县达到6%.而在另外一些辍学更严重的地区，初中阶段三年的辍学率超过20%，远远超过教育部门所公布的数据。辍学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收入而言就学成本过高。基础教育的个人支出比例高低与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成反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上生均投入相差过大，对基础教育重视的不够，对其投入相对不足，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过大，使教育投资内部结构不甚合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ＧＮＰ的比例为0.05∶0.15∶1.93，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见表3）。从与美国的比较中可见，我国对小学教育投入仅为0.05，比美国低0.08个百分点，对大学投入为1.93，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由于在基础教育上的缺位与高等教育上越位现象并存，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不协调，阻碍了各种初等和中等教育人才的培养。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篇十一：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P>　　简论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

　　[摘要]分析研究国际上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历史演绎，横向比较三种不同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模式，为我国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教育投资办学；经费分担机制；历史演绎；模式

　　通过分析研究国际上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历史演绎、模式和变革趋势，对我国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改革会有新的启示。

　　一、国际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历史演绎

　　国际上，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18世纪以前，教育主要由私人投资办学，经费主要由受教育者承担，政府管理上放任自流。18世纪以前，虽然也存在政府投资办学和主要承担教育经费的现象，如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为7岁至18岁的男子设立兵营式的教练所，为18岁以上的男子设立青年“士官团”（即“埃弗比”），借军事编制行尚武教育。但主流却是私人办学，受教育者自费承担教育经费，就学任选，政府不求整齐划一。如古雅典由私人设置了包括体操学校、音乐学校、文法学校、修辞学校、哲学家学校等多种类型的学校；早期东方的中国、日本等国则主要实行私塾教育；早期欧洲的教会和其它宗教团体举办的学校教育也很有名。

　　（二）19世纪开始，政府开始对公民教育负责，实现了教育由私人投资办学体制到国家控制下的多元化办学体制的转变，国家在教育中的地位凸显。早在1763年，德国（普鲁士）就率先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政策。十九世纪开始，政府应该对公民教育负责的观点在欧美被广泛接受，美国（马萨诸塞州）于19世纪50年代、英国日本于19世纪70年代也分别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9世纪的德国更进一步将初等学校、中学和大学教育逐渐改由国家管理，并于1872年的德意志帝国的教育规章中，明确将6至14岁的八年初等教育定为强迫义务教育阶段。二次大战后，许多发达国家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各级政府不仅实施年限更长的免费义务教育，而且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为数量庞大的大学生提供几乎免费的教育，从而使教育成了许多国家财政开支最大的部门。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各国发展多元办学体制，下放办学自主权，积极发展私立学校和实行学校私营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教育经费拨款减少，学校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进特许学校政策，重新改造现行公立中小学体制，实行自主管理，吸引财团或企业合作办学，另一方面试行教育券制度，支持中小学生在公私立学校之间选择就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援助计划”和

　　学校自我管理的政策，则在财政和管理权方面给私立学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

　　二、国际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三种模式

　　教育投资办学公私立并举，教育经费由财政、社会、个人分担既是世界各国的现状，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各国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由于历史条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因素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大体可以归并为三种模式：

　　（一）高福利模式，重政府集权、轻市场竞争，国家在教育经费上投入较多。典型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瑞典、苏联及中国。以德国高等教育为例，在德国联邦制架构中，大学主要由州财政资助。联邦和州两个层次的高等教育拨款都依法行事，并受5年期的规划指导。1969年之后，联邦政府通过颁布《高等院校基本建设促进法》和《高等教育总法》等教育政策方面重要法律，确定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成立了高等院校建设规划委员会，强调对特别项目进行支持，一般负责大学建设的一半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和配备大型设备），另一半则由州政府负担。联邦政府还通过诸多的科研资助方案对大学给予科研拨款。此外，联邦政府还向德国研究协会、马普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等机构提供科研资金，而这些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拨付给了大学。与此同时，联邦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还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等机构向高等学校提供资助。

　　（二）第二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日本，政府主要负责提供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且无论公立或是私立学校都能获得国家的资助，并且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美国为例，美国奉行的“公私立并举”的国家教育方针，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形成投资办学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是以国会立法的形式确定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民主化并使一些重要学科的教育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主要是接受捐赠和收取学费，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经营及其它服务获取一定收入。美国鼓励大企业家兴办教育，美国税法规定捐给教育或其它公益事业的钱可以抵税。

　　（三）第三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韩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重视教育对科技和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较高，另一方面特别重视私人力量和资金对教育的投入。以韩国为例，2001年韩国对教育的总投入占到GDP的8.2％，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位。其中，政府公共资金对教育的投入为4.8％，私人教育投入则占GDP的3.4％。韩国教育市场化程度很高，国家主要投资于义务教育阶段，市场化则只是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需求多样性的补充形式；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部分，韩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私立中等教育约占一半；高等教育（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部分，政府主要负责举办一些精英大学，75％--80％高校属于私立韩国教育的市场化参与程度是很高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就读于私立大学，而且

　　从趋势上来看，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参与程度也是逐年加强的。

　　三、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国际趋势分析

　　纵观国际上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历史演绎，横向比较三种不同的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模式，可以得出结论，较高市场化的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模式是大势所趋：

　　（一）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积极支持私立学校（尤其是中高等学校），鼓励公私立学校平等竞争。除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能够获得必要的国家投资保证外，各国广泛吸引和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投资办学，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办学体制。公私立并举的多元化投资办学体制减小了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有利于形成满足人们不同需求、充满生机活力的中高等教育体系。

　　（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逐渐减少对公共经费的依赖，增加非政府的资金来源，经费来源多样化。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随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不同而异，但从整体上看，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几个方面：①国家<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②社会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以及私人等的资助或直接投资办教育；③受教育者交纳的学费；④通过其它形式筹集的教育资金；⑤教学与教学活动有关的销售和服务收入；⑥学校附属企业及其它经营活动收入，等等。

　　从不同教育层次看，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特别是州（省）和地方政府提供；而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后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经费，大多经多种渠道筹集。从教育经费结构变动趋势看，学费比例、捐赠收入比例逐年增长，政府拨款比例逐年下降；销售和服务收入呈不规则变化，但变动幅度不大。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比看，私立学校的学费比例、捐赠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公立学校，而政府拨款比例明显低于公立学校。

　　以大学为例，由于政府（纳税人）的投入越来越少，高等教育正逐渐减少对公共经费的依赖，增加非政府的资金来源，如来自家长、学生、捐助人、校办企业。伯顿・克拉克将这些经费来源称之为“第三条渠道”――相对于政府基于公式计算的和基于绩效的拨款（第一、第二渠道）来说，并写道：“世界范围的趋势表明，大学的收入从几乎完全依靠第一个渠道转变到更多地依靠一系列来源，特别是……第三个渠道。”

　　（三）各国纷纷开展教育投资多元化和经费分担机制和手段的创新。第一，等级学费。根据学生家长收入状况，将他们分成若干等级，收入越低，缴纳学费越少，收入越高，缴纳学费越多。第二，学费税收优惠。采用此种办法，学生家长可以获得税收减额，在公立或私立学校上学均包括在内。第三，教育券制度。教育当局发给适当年龄的学生各种有名义货币价值的凭证，家长用凭证支付全部或部分学

　　费，教育当局或其它有关机构根据凭证向学校兑现收入。第四，改进或实施学生贷款制度。

篇十二：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P>　　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RevisedbyJackonDecember14,2020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摘要：自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复杂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对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关键词：教育；投入；不平衡；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制度创新一、教育改革成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教育，这系乎国运、关乎中华民族当代和后代的千秋大业，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宏阔奇伟的交响乐剧中，也展开了它绚丽多彩的雄浑乐章。三十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历经改革、创新和优先发展、科学发展，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教育问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盲率的大幅度降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等都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素质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目前，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从1985年的%上升到2005年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从1985年的%上升到2005年的%，特别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促使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上升更快。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也从1985年的%上升到2005年的%(见下图）。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历年各级学校升学率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二、中国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近年来我国教育的大发展、大改革,使新旧矛盾相对集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成绩背后存在着一些隐患。”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复杂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教育发展基础较差，人力资源总体水平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基础较差，学校教育存在高中和高校教师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素质偏低、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等突出问题。农村的义务教育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农民的子女不能接受优质教育，学习的内容严重与社会实际脱离，教师的水平比较低，教育的基本实施也不能得到保证，人才培养规模还不能很好的满足人才强国的战略需要。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国民受教育的年限较短，高中以上人口比例较小，在2000年，我国25一64岁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年，大约是不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0年前的水平，1999年，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都在12年以上。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还有一半不能进入高中学习。我国25一64岁人口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美国、加拿大、德国达到了80%1（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的总体投入不够，如2002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为%，而韩国、美国、加拿大一般都超过了6%。特别是在财政性经费方面，明显低于国际水平。教育的投入增长跟不上人才培养规模的增长速度。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用为5773元，比2000年的7310元下降了21%，教育的投入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对教育投入少，造成人口素质低，导致科技力量薄弱，创造发明存量少，影响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国家因此而贫穷，更无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链条中，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根本。

　　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教育落后于东部教育。由于投入不足,中、西部教育在教育发展水平、“两基”普及、师资力量、校舍建设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方面都落后于东部。

　　(2)教育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城乡对比来看,近年来全国预算教育经费约60%用于义务教育,其中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只有35%左右。

　　(3)教育的群体发展不平衡。社会的不同群体在教育上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比较少,尤其是农村的女童、城市的外来民工子女、特殊教育系统的残疾、弱智人群等,在教育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三）教育产业化问题，人民教育负担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产业化问题突出，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盲目扩招和无序招生，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乱收费、高收费，一些中小学被拍卖，一些作为教育公共资源的名牌中小学为了高收费的目的还出现了所谓的国有民办，双轨制的“公费生”与“自费生”等等问题，都打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号纷纷出笼。而根据有关资料，城乡贫困人群中均有40%一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在中国农村的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指数分别为%和%。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挣不到钱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就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四）教育目标扭曲,重成才轻成人。

　　我们的教育只关注学生成名成家、成为某领域的专门之材,而忽视如何做人;关注考试分数,忽视品德、心理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在科学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智能和情感等方面得不到全面、协调发展;赢利成了办学的重要目的,使培养人的教育活动被异化成为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在教育的途径上,课堂教学成为唯一的教育教学途径,学生被严密的课堂时间隔离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在教育对象上,有望升学的“好学生”倍受关注,考试分数平平的成为“陪读生”,分数差的遭受歧视。因此,如何使我们的教育面向所有的人、所有不同资质的学生,使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知识和品德、智力与人格、个性和潜能、精神与文化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是落实和树立教育科学发展观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2

　　（五）能力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创新教育薄弱。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的信息化、复合创新型人才以及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对人才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培养提出了挑战。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构成比为，第二产业为，第三产业为。目前第一产业人力资源过多，需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入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要合理调整内部结构，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产业和体制改革富余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培养相应的技能，调整人才能级结构，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三、中国教育改革的对策建议上述的问题使我国现行教育政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外,21世纪教育全球化、市场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也要求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挑战,不断调整现行教育政策,进一步改善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以满足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篇十三：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P>　　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比

　　2010年02月21日10:48凤凰网教育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详细见附件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八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详细见附件二)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详细见附件三)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在2007年就写过一个提案，同时也在一个会上提出，希望北京市能够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王晋堂提出三个理由：第一，4％的投入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数字，北京市作为首都完全应该不低于这个数。第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4.7％~7.4％，如果中国低于美国、日本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低于印度（7．1％），低于韩国，这就说不过去了。第三，北京市在当时GDP的增长连续七年是两位数，提高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北京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目标，2006年是3.1％，2007年是3.8％，2008年是3.5％。”王晋堂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让每一个校长都在想着怎么弄钱，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教育发展。因此必须加大投入。(详细见附件四)摘自凤凰网http://edu.ifeng.com/news/201002/0221_6978_1550955.shtml

　　附件一：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教育投入居末位(图)2009年11月30日09:46中国教育报

　　与52个国家比较，中国教育竞争力综合排名第29位，比10年前提升了17位

　　1、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综合排名居第29位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在考虑国际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53个国家作为比较国，包括了经合组织国家、可获得数据的人口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数据以2006年为主。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澳大利亚(见下表)。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秘鲁、委内瑞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29位，属于中等水平。我们在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中包含了绝对值和百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相对值。教育竞争力计算中如果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按照绝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16位，如果按照相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47位。综合排名在29位。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竞争力在所培养的人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中上水平，而在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继续扩大

　　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素质人才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近10年来的变化情况，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样本国和指标体系,用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纵向比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居民科技论文数量指标项没有相关数据，实际参与计算的是15项指标。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竞争力在1999年居46位，与2006年的29位相比，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竞争力提升了17位。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1999年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芬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印尼、秘鲁和委内瑞拉。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46位，排在倒数第8位。通过对两次排名的比较可以看出，近10年来，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排名变化并不大，排名提升最快的前5位国家为中国、约旦、印尼、马来西亚和丹麦，分别提升了17位、16位、15位、13位和11位，而以色列、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西都降低了14位，斯洛伐克降低了17位。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国家，这充分印证了中国近10年来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2、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缩小当前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存在差距，略优于金砖四国均值为了对中国教育竞争力在国际中的位置进行描述，我们选取了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比较对象。

　　从图1、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中国大陆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极不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相比均占优势。中国在教育质量和教育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方面略优于金砖四国的均值。

　　如果去除人口的因素，采用每百万人的相对指标时，中国在很多指标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同时也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均值。特别是中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方面中国的指标比较落后。这些指标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大幅提高教育发展的程度将是中国教育竞争力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差距减小，部分指标均值超过金砖四国1999年，通过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多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和金砖四国的均值均有较大差距。从各项指标的发展情况来看，199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不太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在全职研发人员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3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相比占居绝对优势，和金砖四国均值相比也略有优势，但在专利数量上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但是，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在专利的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在4项指标的绝对值方面均占居优势地位。从百万居民的相对指标看，中国1999年的4项指标都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其余各项指标除了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略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外，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然而，到2006年，中国在识字率、本地专业研究培训、职工培训范围、教育体系的质量、学生学业成就等指标上均高于金砖四国均值。在大部分指标上与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3中国教育竞争力优势劣势并存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有16个，从每项指标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全职研发人员人数、主要劳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专利数量、科技论文数量等指标与其他52个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指标都处于中等或中下等水平，排名低的指标主要体现在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百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等方面。优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1999年之后，中国教育发展迅速，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最艰巨的任务。1999年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0%，到2007年年底，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实现“普九”的县数已占全国总县数的98.5%。义务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指标在国际比较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迈出关键步伐，高等教育开始扩招。扩招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5%左右，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跨越式发展。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3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比1998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为各行各业输送了1397万名毕业生，“十五”末期，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6800万人，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已达到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人才储备库，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了人力资源大国。劣势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国际有差距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仍需提高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中，我国初中毛入学率逐年提高，1990年为66.7%，2002年提高到90%，2006年达到97%。而高中毛入学率虽然逐年在提高，但是由于起点低，所以数值不高。2006年我国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5.5%(WEF

　　数据)，在53个国家中排在第50位，53个国家的平均值为96.8%，相当于我国初中的毛入学率数值。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是我国中等教育的艰巨任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反映一个国家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整体水平。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实现历史性的突破。2006年进一步提高到22%，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53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为54.5%，我国排在第49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虽然居世界第一，但是每百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人数仍然不高，在53个国家中仅排名第47位。2006年5月，国务院第135次常务会议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既保持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又能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提高，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近年来，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1982年仅为5.3年，1990年提高到6.4年，2000年达到7.9年，2008年增加到8.5年。2006年，我国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达到11年。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53个国家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已达到14.9年，而中国仅为11年，在53个国家中排名第49位。教育投入居所选国家末位教育投入作为教育竞争力的潜在竞争力和未来竞争力会间接产生作用。从对所选国家的教育投入情况分析来看，中国的教育投入排在末位，成为中国教育竞争力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中国的教育竞争力在金砖四国中略落后于俄罗斯，而远远高于巴西和印度。一方面说明中国穷国办大教育，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增加教育投入，是中国未来提升教育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相关链接】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本研究认为教育竞争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产出在和别国比较时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和能力。其内涵包括4个层面:教育发展水平，包括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规模以及教育质量；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教育对经济的贡献；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教育竞争力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本研究建立了4个维度16项指标的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维度一: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包括初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文盲率、职工培训范围、职工培训的可获得性、学生学业成就和教育体系质量8项指标。维度二:反映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包括全职研发人员人数、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4项指标。维度三:反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教育系统是否满足竞争经济的需要和大学教育是否满足竞争经济的需要两个指标。维度四:反映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这里用居民科技论文以及专利数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两个指标来反映。本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研究中的教育指标数据、世界银行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统计数据。4中国教育竞争力未来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在未来12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目前指标排名比较低的几个方面在未来将得到长足发展，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教育竞争力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要整体提升中国教育竞争力，我们还需要做出如下努力: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加快高等教育发展速度

　　中国教育竞争力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我们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使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90%以上，继续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到2020年提高到40%以上，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到2020年使20岁至59岁的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2年，使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达到13.5年。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的战略目标。终身教育体系是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知识型经济转变过程中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教育竞争力指标中非正规教育的两项指标分别排名在32位和31位，教育体系质量排名35位，均居于中下等水平。距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提高中国教育竞争力还需要加强对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中国在建设终身教育体系过程中需要大力倡导尊重学习和尊重技能，由注重学历向注重资格转变。加强经费投入的强度实现经费投入多元化教育投入是我们能够提升教育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在经费投入方面我们首先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提高生均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经费投入的强度，到202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达到7.2%，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到20%，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5%。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入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社会投入占的比例很大。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对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投入，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投入，使中国的教育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更加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附件二：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为美国的一半2009年09月09日10:13

　　中新社北京九月八日电(记者俞岚)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八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蔡昉是在二00九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该绿皮书由蔡昉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教育水平近三十年来明显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九成五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至百分之五以下。这与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不无关系。绿皮书指出，如果仅从教育资源投入总量看，中国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公共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教育投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绿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二00五年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重为八成六。据世界银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七成五左右，全世界平均水平在八成左右，而中国仅为四成六。

　　相较之下，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蔡昉认为，教育私人支出的高比例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绿皮书指，“上学贵”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上对教育的抱怨也更多地源于此。蔡昉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二0一五年前后将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这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因此，“发展教育是为迎接老龄化做必要的准备”，也即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他建议，要解决中国教育的资源约束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增加公共资源的投入，并使增量公共资源在教育服务均等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整合现有资源，让社会资源在教育发展中起到更大作用。http://edu.ifeng.com/news/200909/0909_6978_1341138.shtml

　　附件三：专家称我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仅为2.4%

　　2009年09月09日10:36中国网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通过一些统计上的新发现，支持了我们教育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教育先行，不是说发展阶段低、资源不足就有理由少投入，相反更应该加大投入。蔡昉教授是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研讨会暨2009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以下为发言实录:蔡昉:大家早上好！我想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背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大家注意看封面写着“第10集”，我们正好做了十年，2000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是第一本，这次正好是第十本，我们的提要中写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十年谢社长说是树一个品牌。我们皮书的特点和其他皮书不一样，其他皮书是就某些特定领域年年回顾最新的发展，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如果说以往的发展是一里地，每年新的发展虽然有令人惊喜的地方，但它只是小的增量。如果你每年都要在同一件事情上写增量，其实会给作者和读者增加审美疲劳，所以我们每年都换主题，它的大范围是人口与劳动，但是我们围绕着人口与劳动就业的领域，每年都要出一个特有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也是结合我国正在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同时我们也接受了教育部委托的课题，把其中的一些子课题、子报告体现在这本书中。它的内容:第一，我们还要对一些新情况，2008年、2009年具有特色的新情况做一些反映。比如我们正在经历着金融危机，就业遭遇到了一些冲击，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也有所反映。比如就有专门的报告谈青年就业问题，研究显示，大学生就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首先尝试着把大学生

　　就业的命题难点转化为青年就业难这样一个新命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青年人包括了大学生，不仅仅有大学生，还有其他各类学生，同时还有农民工，农民工也有80后、90后，这样我们应对的人群就广泛一些。二是大学生就业难各国都有，但是在各国表现的主要还是青年就业难。因此青年就业难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就业问题的共同课题。我们转化这个命题以后可以更多的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两篇专门谈青年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同时因为国家出台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能不能把这种财政政策所体现的经济刺激方案变成一个就业友好型的方案，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报告，尝试对这四万亿的投入形成不同的领域和投资结构，就业效果会截然不同，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些模拟，得出了一些结论。同时，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绿皮书中都谈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但过去谈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好象过去我们如何利用了人口红利，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根据人口的预测，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我们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出现转折点。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没有那么高，它不会增长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这次我们进一步做了研究，也专门形成了至少两篇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是如何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如何使用劳动力，利用人力资本，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等，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我们更多的围绕着教育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关系形成了若干个章节。大家知道，遇到经济危机时，历史上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罗斯福新政，这个新政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是给予不同的评价。我们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经验学习，但是他的新政中有很多是遭到经济学流派的批评。比如政府进行公共支出，形成工程，吸纳了就业，有人说这是挽救了美国经济，也有人说造成了比较坏的后果。但是罗斯福在应对危机时，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在发展教育中，特别是他的扩招，包括罗斯福之后，在30年代高中和大学的扩招，包括在战后美国士兵回国以后大学的扩招和职业学院的扩招，都大幅度的提高了美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使美国最后成为一个人力资本大国，而且保持着世界头号经济的地位。人们认为这都是

　　在危机时候，作为应对措施解决了长期的建设任务。这个经验大多数人都不会否定的。因此，第一，这些经验使得中国在人力资本水平上，在教育发展水平上和世界发达经济还有差距，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差距。第二，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同时在正常的、稳定的儿童和留守、流动的儿童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这种差距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缩小差距必须有一个迈进，所以我们的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教育优先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保持未来的人口红利，或者说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本进一步的提升成为最关键的部分，如何用劳动力的素质来替代劳动力的数量，这个问题也给教育提出了很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后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分别讨论了教育资源的整合问题、如何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公共投入的问题。教育深化问题，我们不提教育扩招，我们说是教育深化，教育深化也带有一定扩招，它是说我们也许不是直接扩大高校的招生，在这一阶段我们提倡扩大高中阶段，包括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包括解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问题，以及探讨教育指标的使用等等。举一个例子。目前我们一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教育的公共投入要占GDP的比重达到4%，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这个水平只相当于法国的59%，相当于德国的79%和英国的66%、美国的69%，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实国家和国家之间还不完全可比，因为对我们的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人口转变阶段的国情来说，我们应该受教育的儿童比重是比别的发达国家大得多。因此我们应该用这部分人口的比重来修正数字，它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有更高和更超前的投入。我们计算了一个新的东西，以6岁到24岁人口应该受教育为例，把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一个修正系数，以美国为1，有的国家超过1，有的国家小于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超过1。因此用它去修正你的公共教育投入，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发现，经过调整，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从3.3%下降到了2.4%，相应的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

　　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通过一些统计上的新发现，支持了我们教育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教育先行，不是说发展阶段低、资源不足就有理由少投入，相反更应该加大投入。总的来说，每一个章节都尝试有一些新的、有意思的要点。我们随后会请几位专家和作者代表谈一些观点，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本文来源:中国网)http://edu.ifeng.com/news/200909/0909_6978_1341219.shtml

　　附件四：“教育投入占GDP的4%”16年来成空谈官员剖析原因2010年02月21日09:39中国青年报

　　“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这是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的主题。来自财政部、教育部、高校、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经济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对话。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认为，财政性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而且这一数字在正在进行中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必须明确地体现出来。教育投入占GDP的4％提出16年，仍未达标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据了解，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2006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也一度进入激烈化的状态，尤其是最近几年，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

　　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在2007年就写过一个提案，同时也在一个会上提出，希望北京市能够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王晋堂提出三个理由:第一，4％的投入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数字，北京市作为首都完全应该不低于这个数。第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4.7％~7.4％，如果中国低于美国、日本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低于印度（7．1％），低于韩国，这就说不过去了。第三，北京市在当时GDP的增长连续七年是两位数，提高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北京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目标，2006年是3.1％，2007年是3.8％，2008年是3.5％。”王晋堂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让每一个校长都在想着怎么弄钱，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教育发展。因此必须加大投入。让王晋堂略感欣慰的是，目前北京朝阳区已经由政府买断区中小学校老师的结构工资，海淀区也将实行。目标未达到，教育欠债多家庭负担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对教育经费投入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目前来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偏低，经费不足:“比如农村教师的工资、农村教育的基本条件仍不高，甚至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目前还有在几十年前建的危房里上课的现象。前两天看到报纸上登的，西部有学校几百个学生站在操场上吃中饭。这也就是说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还非常严重，不光是教师工资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学校达不到基本的办学要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我们的教育还有巨大的债务。”袁连生分析这个债务有几千亿，其中包括义务教育上千亿，高中阶段不止1000亿，高校有的数据是4000多亿。这么大债务就是表明投入不足。我们扩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相应的政府投入没有跟上去。除了债务是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表现形式外，还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

　　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袁连生总结:“目前我们投入的水平远远无法满足教育的基本需求。而且过多地依靠家庭的投入，使得家庭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进行其他消费，甚至经济出现一定的压力。”他认为，到2020年，如果我们经济到了人均GDP7000美元，高校毛入学率是40％左右，高中普及了，大概区间应该是4．5％~5％。教育经费多元投入与加强监管同行为什么4％的目标提了十几年没实现？这是许多人的疑惑。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一位负责人对此做了简单的解释，认为这个问题大背景还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不到25％，而西方国家这个比重很高，超过50％。另外，我国从乡镇一直到中央有五级政府，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袁绪程在论坛上观点明确:“教育投入必须多元化，对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严格限定。”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先生对此持相同观点。“在北京有那么多农民工子女无公办校可上，在北京大学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些人受的是什么教育？上的是什么学？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基层政府是不是把公众利益作为政府的决策目标？”袁连生认为，除此之外还要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要激励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让这三级政府把更大的功夫用在教育上。在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关于教育经费投入的若干政策建议:第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形式应多鼓励社会和个人的投资和支持，在捐赠、基金、学杂费等方面更加反映市场和个人的需求。第二，应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学校确定适度办学规模，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资产和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第三，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监管。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经费预算编制的主体，由人大代表和财政官员共同决定下达给教育部门的预算控制数，避免

　　财政部门在控制数环节就挤压教育经费的比例；同时，应将教育预算草案向社会公开，向公众说明教育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第四，建立以省为主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中央政府的主要责任是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能力，并承担各级教育的学生资助经费和高水平大学经费的供给。http://edu.ifeng.com/news/201002/0221_6978_1550865.shtml

篇十四：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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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比

　　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

　　比2010年02月21日10:48凤凰网

　　教育

　　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

　　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倍。

　　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

　　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

　　为人均GDP收入的%，美国为%，是中

　　国的倍。日本为%，韩国为%。俄罗斯

　　为%，是中国的倍，巴西为%，是中国的

　　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

　　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

　　入也排在末位。(详细见附件一)

　　中

　　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八

　　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

　　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

　　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详

　　细见附件二)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指出，目前

　　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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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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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

　　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和发达国家

　　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

　　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

　　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

　　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

　　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

　　下降到现在的50%。(详细见附件三)

　　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特邀委员王

　　晋堂，在2007年就写过一个提案，同时

　　也在一个会上提出，希望北京市能够率

　　先在全国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王晋

　　堂提出三个理：

　　第一，4％的投入

　　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数字，北京市作为

　　首都完全应该不低于这个数。第二，美

　　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

　　如果中国低于美国、日本都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要低于印度，低于韩国，这就

　　说不过去了。第三，北京市在当时GDP

　　的增长连续七年是两位数，提高教育投

　　入所占比例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北

　　京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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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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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2006年是％，2007年是％，2008

　　年是％。”王晋堂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让每一个校长都在想着怎么弄钱，这会

　　严重影响我们的教育发展。因此必须加

　　大投入。(详细见附件四)摘自凤凰

　　网

　　/news/201002/0221_6978_

　　附件一：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

　　位教育投入居末位(图)2009年11

　　月30日09:46中国教育报

　　与

　　52个国家比较，中国教育竞争力综合排

　　名第29位，比10年前提升了17位

　　1、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综

　　合排名居第29位为了比较我国教

　　育竞争力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在考虑

　　国际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

　　上，我们选取了53个国家作为比较国，

　　包括了经合组织国家、可获得数据的人

　　口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数据以2006

　　年为主。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

　　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新加坡、

　　美国、芬兰、丹麦、澳大利亚(见下表)。

　　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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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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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土耳其、秘鲁、委内瑞拉，以发展

　　中国家为主。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29

　　位，属于中等水平。我们在教育竞

　　争力评价指标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中

　　包含了绝对值和百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的

　　相对值。教育竞争力计算中如果人力资

　　源和创新指标按照绝对值计算，则中国

　　排名在16位，如果按照相对值计算，则

　　中国排名在47位。综合排名在29位。

　　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竞争力在所培

　　养的人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中上水平，

　　而在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方面还有很大

　　差距。因此,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提高高素质人才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

　　是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教育

　　竞争力提升最快

　　为了比较我国教

　　育竞争力在近10年来的变化情况，我们

　　采取了同样的样本国和指标体系,用

　　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纵向比较。需要说

　　明的是，于居民科技论文数量指标项没

　　有相关数据，实际参与计算的是15项指

　　标。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竞争力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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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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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居46位，与2006年的29位相比，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竞争力提升了17位。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1999年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芬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

　　时。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印尼、秘鲁和委内瑞拉。中国

　　教育竞争力居于第46位，排在倒数第8位。通过对两次排名的比较可以看出，

　　近10年来，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排名变化并不大，排名提

　　升最快的前5位国家为中国、约旦、印尼、马来西亚和丹麦，分别提升了17位、16位、15位、13位和11位，而以色列、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西都降低了14位，斯洛伐克降低了17位。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国家，这充分

篇十五：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P>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结构体制的宏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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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中国正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实现教育现代化需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文章从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投入结构和投入体制三个方面，对2005—2022年中国教育经费配置与OECD国家教育经费配置特点和规律开展时间序列和聚类分析对比研究，为中国教育经费进一步优化配置提供参考坐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在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同时，坚持完善多渠道筹集非义务教育办学经费的体制和机制;优化调整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公共财政增量资金适度向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倾斜;加强教育经费监管，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投入结构;投入体制;OECD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并把教育事业置于优先发展和保障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中国面临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办好教育的大课题。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离不开强有力的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教育经费保障既要立足于国情，也要参考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

　　纵观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教育经费配置的历史，无不体现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保障，教育一直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由于教育发展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办学体制机制的差异，各国教育经费投入也存在一些显著的特色，如欧洲各国的教育高福利政策和

　　英、美、韩、日等国的非义务教育（私立）和市场特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二、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分析

　　（一）投入总量占GDP的百分比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5—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2005—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从8419亿元增长到38888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5.08%。其中2007年投入总量增长最快，增长率达到22.02%。

　　2005—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GDP百分比的逐年上升，平均保持在4.6%左右，如图2所示。2022年是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指标冲刺的关键之年，教育总经费投入在该年实现大幅度增长，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5.32%，以后各年均保持在5.1%以上。

　　2005—2022年，OECD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占GDP百分比年平均为5.8%左右，尤其在2022、2022年，占GDP百分比达到6%以上。从图2可以看出，OECD国家大都十分重视教育，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与OECD国家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差距比较明显。随着我国教育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与OECD国家教育投入平均水平有逐年缩小的趋势。

　　与OECD部分教育强国相比，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和速度始终处于追赶状态，如表1所示。2005—2022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平均为韩国6.41%、美国6.36%、加拿大6.03%、澳大利亚6.03%，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投入水平，中国在教育总投入强度如果不能保持持续提升，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可能会越来越显著。

　　（二）公共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

　　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由于投入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及收益外溢，应由政府提供，成本应由财政负担[4]，故财政经费保障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主渠道，中国也不例外，逐步提高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公共投入水平，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公共投入和社会投入，这是调整和优化教育经费配置结构的必要途径[5]。从图3可以看出，2005—2022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占投入總量的最大比重，且占比逐年提升，各年平均占比为79.17%。与中国相比，OECD国家财政对教育保障力度更大并一直保持稳定。2005—2022年，OECD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平均为85.24%，随着中国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这种差距逐年在缩小。

　　从公共财政投入占GDP百分比的角度看，如图4所示，2005—2022年，OECD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占GDP比例相对稳定，我国公共财政投入占GDP比例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2005—2022年，我国该指标年均3.22%，而OECD国家年均4.30%，公共财政投入占GDP比例的平均值差异很大，但这种差异正在逐年缩小，2022年以后已基本达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

　　表2展示的是OECD部分教育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情况，2005—2022年，我国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年平均为3.23%，而同期韩国年平均占比为4.07%，美国年平均占比为4.42%，加拿大年平均占比为4.52%，中国与这些教育发达国家在公共财政投入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各教育阶段生均投入水平及趋势

　　教育相对投入水平能够观察教育经费投入的追赶速度，受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其他竞争性配置方向的影响，中国教育投入的历史欠账

　　比较大。因此从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经费绝对值的角度，分析中国教育经费与OECD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能够提供新的观察和比较视角。

　　如表3所示，2005—2022年，以可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均呈上升趋势。中国教育各层次生均经费投入与OECD差距很大，以2005年为例，不考虑各国购买力差异，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差距分别为12倍、20倍、22倍和5倍。随着国家加大对各层次教育的投入，这种差距缩小很快，截至2022年，这种差距分别下降到学前教育7倍、小学教育5倍、中学教育4倍、高等教育3倍的水平，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差距缩小最快，高等教育最慢，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GDP占比相对比例尚未赶上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中国与OECD生均经费投入水平差异的缩小主要得益于近30年来中国经济远高于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

　　三、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分析

　　我国教育阶段分为学前教育（3年）、小学教育（6年）、中等教育（初中3年、高中3年）、高等教育（一般大学本科3年或4年、硕士生2年或3年、博士生3年），而OECD国家将教育阶段分为八级，学前教育0级（3年）、初等教育1级（6年）、中等教育2—4级（一般初级中等2年、高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5—8级（一般大学本科3年或4年、硕士生2年或3年、博士生3年）。以下涉及到的学前教育统计的是我国学前教育和OECD国家学前教育0级相关数据，小学教育统计的是我国小学教育和OECD国家初级教育1级相关数据，中等教育统计的是我国中等教育和OECD国家中等教育2—4级相关数据，高等教育统计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和OECD国家高等教育5—8级相关数据。

　　（一）学前教育经费投入趋势及比较

　　OECD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投入。丹麦、瑞士、芬兰、英国等国家将学前教育列入义务教育，瑞典、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将学前教育作为教育财政的重点投入领域。OECD国家一直以来对学前教育進行稳定的支持，2005—2022年，OECD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总体上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如表4。学前教育投入总量占GDP的比例由2005年的0.6%上升到2022年的0.83%，其间，2022年和2022年稍有下降。由于2022年经济危机的爆发，直到2022年都对各国的教育投入产生了一定影响，故增长趋势在2022年及以后较为明显。其中，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都在0.5%以上，2022—2022年则上升到0.65%以上。

　　学前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各类教育中经费配置比例最低的环节，经费严重匮乏[6]，但2005—2022年，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GDP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投入总量由2005年的0.06%上升到2022年的0.35%。从2022年开始实施的“学前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将民办幼儿园教育经费全面纳入统计范畴等改革，该项指标呈现极大的提升，2022年相对2022年上升幅度高达157%。学前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以及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逐年提升，与OECD国家的差异逐年缩小。

　　目前，中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是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7]。虽然自2022年开始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但私人投入仍然占投入经费的主要比例，如图5所示。而OECD中大部分国家已经将学前教育作为义务教育，公共财政拨款为学前教育经费的主要投入渠道，私人投入占比较小。

　　（二）小学教育经费投入趋势及比较

　　小学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GDP比例如表5所示，平均而言，OECD国家从2005年的1.43%增长到2022年度1.75%后有缓慢下降趋势，2022—2022年稳定在1.5%左右。其中，公共投入的趋势与投入总量趋势基本一致，由2005年的1.29%上升到2022年的1.59%，2022—2022年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2022年小学教育公共投入占GDP比例为1.35%。

篇十六：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P>　　值计算中国当前的教育竞争力在所培养的人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中上水平因此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为了比较中国教育竞争力在近来的变化情况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样本国和指标体系用1999实际参与计算的是15项指标中国教育竞争力在1999年居46的29位相比经过近的发展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1999年教育竞争力排在前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46排名提升最快的前5位国家为中国马来西亚和丹麦分别提升了17保加利亚和巴西都降低了14分印证了中国近来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略优于金砖四国均值为了对中国教育竞争力在国际中的位置进行描述中国大陆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极不均衡中国在很多指标方面不但远远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方面中国的指标比较落后大幅提高教育发展的程度将是中国教育竞争力面临的巨大挑战部分指标均值超过金砖四国1999经过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多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和金砖四国的均值均有较大差距199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不太均衡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3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相比占居绝对优势和金砖四国均值相比也略有优势经过近的发展项指标的绝对值方面均占居优势地位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教育体系资料内容仅供您学习参考如有不当或者侵权请联系改正或者删除

　　而其在投入结构与比例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实践中要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的短缺,首先就要从量上加大投入。尽管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领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发展需求都很强烈,需要国家支持投入的资金很多,有很多理由来加速这些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但是,不管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还是参照国外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支持程度,国家在转轨期怎么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都不过分。其次,要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的倾斜力度。最后,在转型期,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政府应该担当起“有为”和“无为”双重角色。

　　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与直接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教育事业健康稳步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显著，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办学效益稳步提高，各项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投入明显增加，有力推动了教育发展，积极扩大教育开放，教育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还比较低,这一点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已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与反响。

　　四、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

　　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重视程度。

　　(一)中国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而2000年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86％。不仅没有达到4％的既定目标，反而低于1986年和1990年的水准。自2001年起，政府将目标的实现推延到2005年，却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表11993-2009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总

　　量及占GDP的比重

　　年份

　　财政教GDP（亿财政教育

　　育支出元）

　　支出占

　　（亿元）

　　GDP的

　　比重

　　1993

　　867.76

　　34634.42.51

　　1994

　　1174.7446759.42.51

　　1995

　　1411.5258478.12.41

　　1996

　　1671.7067884.62.46

　　1997

　　1862.5474462.62.50

　　1998

　　2032.4578345.22.59

　　1999

　　2287.1882067.52.79

　　2000

　　2562.6189468.12.86

　　2001

　　3057.0197314.83.14

　　2002

　　3573.36105172.33.41

　　2003

　　117390.23.28

　　2004

　　136875.92.79

　　2005

　　2.82

　　2006

　　3.00

　　2007

　　3.32

　　2008

　　3.48

　　2009

　　3.09

　　自2000年开始，中国每年用于教育的经费支出增长率均在10%以上，2000年至2007年短短8年间，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了3倍多；另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2008年12月公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07年中国实际的教育经费支出为12148.1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23.8%，形成了自2000年以来的第二个增长小高峰。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教育费附加）为7654.91亿元，比上年的5795.61亿元增长32.08％。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076.35亿元，按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增长76％，高于中央财政经常性收入约28％的增长幅度。

　　艾瑞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各级机关用于教育经费的支出还将保持较高增长，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高突破20000亿大关。

　　表2

　　政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逐年扩大，且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也逐年增多，可见

　　府逐渐认识到教育对于一国的重要意义。我国教育

　　经费来源构成的基本特征，仍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但目前已形成政府投入、民办学校、社会捐赠、事业收费（含学杂费）及其他经费等多种形式、多元化的教育资金来源结构。

　　表31995—2010年我国教育经费来源

　　（二）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支出规模情况比较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重也越大。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达到3.6%。而我国仅为2.4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

　　表4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

　　国家和地19801985199019941995区

　　世界平均4.84.84.84.95.2

　　美国6.74.95.25.4

　　日本5.85.04.73.6

　　法国5.05.85.45.96.1

　　印度巴西中国

　　3.03.53.93.63.43.63.84.61.652

　　2.512.41

　　从人均教育支出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用具体的数字来说的话，中国实际公

　　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目前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见表5）。

　　表5各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比较

　　五、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

　　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对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投入情况，教育经费

　　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以及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

　　（一）我国的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种。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义务教育的学生数超过1.9亿，非义务教育学生为2907万，但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比重为52.11，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比重为49.27%，可以看出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远小于非义务教育，而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更低。表6反映了这个问题。

　　表61999年我国三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

　　出（单位：元）

　　类级别

　　平均

　　城镇农村

　　别

　　义初小财568.70705.56501.22

　　务等学政

　　教教

　　性

　　育育

　　预433.29502.76399.04

　　算

　　内

　　初财720.96781.67675.44

　　中政

　　性

　　预525.43528.61523.05

　　算

　　内

　　高财825.15

　　非中中政

　　义等

　　性

　　务教

　　预587.83

　　教育

　　算

　　育

　　内

　　中财2123.75

　　等政

　　技性

　　术预1934.55

　　学算

　　校内

　　中财2717.26

　　等政

　　师性

　　范预2458.47

　　学算

　　校内

　　高普财10719.89

　　等通政

　　教高性

　　育等预10222.82

　　学算

　　校内

　　（二）从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来看，我国的教育经费按来源，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教育经费投入还可以细分为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乡镇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2005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为8419亿元，其中中央为852亿元，占比例为10.1%，地方为7567亿元，占比例89.9%。同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161亿元，其中中央为410亿元，占比例为7.9%，地方为4751亿元，占比例92.1%。从数据看，地方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主力。

　　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教育财政基本是中央政府“大包大揽”，此后，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改革，第一是逐步把中央管理为主的教育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向地方政府扩散，基础教育形成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高等教育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第二个改革则是由过去单一的国家财政拨付改为多元化的筹资体制。

　　这两方面的改革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个方面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更多的承担起教育财政的责任，这样就让我们的教育发展和教育财政的供给和地方财政能力直接挂起钩来，实际上就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财政中立性的缺失——财政中立性指的是教育投入和地方财政无关，财政中立性是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性；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则使中国的教育经费越来越依赖于预算外经费来源，尤其是高等教育，从1990年实行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制度，开启了让家庭和学生承担学费的政策，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越来越提高。

　　（三）从教育经费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来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ＧＮＰ的比例为0.05∶0.15∶1.93,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见表7)。从与美国的比较中可见,我国对小学教育投入仅为0.05,比美国低0.08个百分点,对大学投入为1.93,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由于在基础教育上的缺位与高等教育上越位现象并存,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不协调,阻碍了各种初等和中等教育人才的培养。

　　表7生均日常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

　　较

　　国家

　　初等教中等高等教

　　育

　　教育育

　　美国

　　0.13

　　0.350.21

　　英国

　　0.15

　　0.270.42

　　法国

　　0.19

　　0.270.41

　　日本

　　0.14

　　0.160.49

　　韩国意大利巴西印度中国

　　0.120.140.110.110.05

　　0.170.230.120.150.15

　　0.060.451.100.831.93

　　从表8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表8财政教育支出三级教育分配结构的国

　　际比较（单位：%）

　　国家

　　初等

　　中等

　　高等

　　中国

　　33.0

　　42.3

　　15.4

　　美国

　　38.1

　　37.5

　　24.4

　　日本

　　32.3

　　32.1

　　19.0

　　印度

　　41.8

　　29.1

　　17.0

　　法国

　　23.7

　　45.9

　　19.8

　　巴西

　　30.8

　　34.1

　　20.6

　　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我国1997年三级教育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偏低，而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偏高，尤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投资流向会造成基础、义务教育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四）从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来看，由于地区间经济状况、财政状况的极不平衡，我国的教育投入分布也很不平衡。东部地区教育支出要比

　　中西部地区高得多,东部、中部、西部教育投资呈递减的梯级分布,且梯次差距日益增大。1992年中西部地区支出之和为东部的2/3,而到1995年中西部地区支出之和仅为东部的1/2左右,其中东部地区教育支出是西部地区支出的5.7倍,2001年为5.4倍,同年东中西部教育经费支出额之比为1∶0.41∶0.26。虽然这种比例差距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以后有所缓和，但是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等各个方面的不公平性。

　　六、中国较其他国家教育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综合排名居第29位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在考虑国际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53个国家作为比较国，包括了经合组织国家、可获得数据的人口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数据以2006年为主。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澳大利亚(见表9)。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秘鲁、委内瑞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29位，属于中等水平。我们在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中包含了绝对值和百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相对值。教育竞争力计算中如果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按照绝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16位，如果按照相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47位。综合排名在29位。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竞争力在所培养的人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中上水平，而在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素质人才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二）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近10年来的变化情况，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样本国和指标体系,用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纵向比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居民科技论文数量指标项没有相关数据，实际参与计算的是15项指标。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竞争力在1999年居46位，与2006年的29位相比，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竞争力提升了17位。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1999年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芬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印尼、秘鲁和委内瑞拉。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46位，排在倒数第8位。通过对两次排名的比较可以看出，近10年来，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排名变化并不大，排名提升最快的前5位国家为中国、约旦、印尼、马来西亚和丹麦，分别提升了17位、16位、15位、13位和11位，而以色列、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西都降低了14位，斯洛伐克降低了17位。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国家，这充分印证了中国近10年来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缩小1、当前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存在差距，略优于金砖四国均值为了对中国教育竞争力在国际中的位置进行描述，我们选取了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比较对象。

　　从图5、图9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中国大陆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极不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相比均占优势。中国在教育质量和教育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方面略优于金砖四国的均值。

　　如果去除人口的因素，采用每百万人的相对指标时，中国在很多指标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同时也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均值。特别是中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方面中国的指标比较落后。这些指标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大幅提高教育发展的程度将是中国教育竞争力面临的巨大挑战。

　　表5

　　表9

　　2、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差距减小，部分指标均值超过金砖四国1999年，通过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多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和金砖四国的均值均有较大差距。从各项指标的发展情况来看，199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不太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在全职研发人员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3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相比占居绝对优势，和金砖四国均值相比也略有优势，但在专利数量上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但是，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在专利的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在4项指标的绝对值方面均占居优势地位。从百万居民的相对指标看，中国1999年的4项指标都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其余各项指标除了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略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外，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然而，到2006年，中国在识字率、本地专业研究培训、职工培训范围、教育体系的质量、学生学业成就等指标上均高于金砖四国均值。在大部分指标上与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四）中国教育竞争力优势劣势并存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有16个，从每项指标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全职研发人员人数、主要劳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专利数量、科技论文数量等指标与其他52个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大部分指标都处于中等或中下等水平，排名低的指标主要体现在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百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等方面。

　　七、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一)教育支出总量不足

　　由表1，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教育支出近年来大幅上升，但其所占GPD总量的3%左右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当前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1%，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在4.1%，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教育支出仅占人均GDP的0.82%，美国为6..10%约为中国的7.44倍；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就算在金砖四国内，中国的教育支出也排在末位。在2004年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两基”攻坚计划》中明确提出确保到2007年教育支出在GDP中的所占比重达到4％，但现在看来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而在今年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上则提出到2012年达到4%，这一计划通过地方和中央的共同努力应该可以达到。

　　（二）教育支出结构失衡1、三级教育支出结构失衡由表10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初、中、高三级教育支出上，我国严重失衡忽视初等教育，过分注重高等教育。根据统计我国初中高等教育人均教育经费与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0.05，0.15和1.93。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过高，所占比例不仅高于与我国同档次的低收入国家还高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匮乏，尽管近来民办教育有所发展，但高等教育几乎都有政府提供，能够真正接收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在经费上，显得高等教育的投入有些偏高。而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并不在于高等教育，而是取决于初等教育，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反应出高等教育比例偏高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初等教育投入的不足。

　　表10三级教育在校学生年生均经费支出比例

　　2、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投资不足，支持力度不够，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模式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发展模

　　式，只有真正重视起职业教育才能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平，才能有助于我们国家向技术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

　　表112008年全国各省预算内

　　教育经费支出情况

　　3、地区性支出不平衡。我国对中西部的财政教育支出投入较小，东部地区的教育性经费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远远高于中西部，2006年，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指标最高的上海市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为8409.78元，初中为10325.89元，最低的河北省小学948.57元，初中1195.42元，相差近10倍。（见表11）

　　4、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所以我国教育投入基本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导致城乡教育支出差距显著。但我国有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从公平原则看，城乡学生的人均政府教育投入应当相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以2004年为例，全国的各项经费投入，占40%的城市获得了其中的77%，二战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而2006年，我国基础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普通中小学生648.42元，而农村中小学生是594.04元。这种地区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各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极大的影响了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5、多元财政主体，使责任难以落实。影响我国教育投入的另一因素是财政收入分散在5级约3500个政府的手上，其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近2／3的财力。这就产生两种情况：（1）基础教育的办学主体虽在市县，但在投入上却显得乏力，尤其在1500个农业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而有能力投入的政府又并非办学主体。（2）受财政分税制体制约束，无人对4%负责。马斯格雷夫认为地方政府缺乏充足的财力，难以控制经济主体的流动，所以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应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而资源配置职能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

　　差别，由地方政府负责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再来看基础教育，尽管基础教育拨款属于各级政府共同的职能，西方国家中央财政的负担比例仍然很高，其中，法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过家中央财政拨款比例高达70%以上。而我国，社会效益最明显的小学义务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对小学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不足20%。这种政府间的财力与教育支出责任的非对称性，必然会由于乡镇财政困难而影响对基础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2007年，有关数据表明，江苏省部分市县和浙江省的宁波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地方财政是脱节的。以宁波市为例，2006年该市可用财力仅占GDP的8.6%，若教育达到4%，则意味着全市将有一半财力用于教育，这不可能做到。可见，教育支出占GDP的4%只是观察指标，而非行动目标，更无法考核地方政府。既如此，又有谁能对此负责呢？

　　八、完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建议

　　（一）财政应继续增加教育支出，提高教育占财政支出乃至GDP

　　的比重。尽管近年来教育支出总额比较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支出的增长速度

　　也比较快，但是，目前的投入金额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依然很少。因此，我国的教育支出还是很不够，这需要我国在资金总额的筹措上多想办法，多下功夫，比如发行教育债券的方式来筹集一些教育资金，以增加对教育的支持力度。

　　（二）促进教育投入渠道多元化。一国教育的发展不可能全部依赖单一的政府投入，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合作努力，因此在加大财政教育性投入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如果说政府的财力有限，并且将多数经费投放于义务教育，那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办学应该是个可行之法。如实行股份制学校，由政府牵头，以股份制的融资方式有效的聚集民间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三）明确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虽然义务教育新保障机制缓解了农村学校经费短缺，但这是初步、低标准的。尤其是全国1500个农业县，从农村学校房舍、教育设备设施到教师质量等方面还十分落后，一些县仍保留了义务教育乡级管理体制，至今还有一定数量“新代课教师”，所以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农业县财力十分困难是必然的。为此，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责任，是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首要前提。（四）建立基于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国家服务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协调东西部关系、稳定社会的长期政策。对教育而言，均等化，指由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与等价性原则配合的政策体系。其中，基本教育服务最低公平原则要求建立对教育房舍、设施和设备、教师和服务的国家服务标准。这是一种最低限度，无论何种学校，即使最偏远地区也应达到，所需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按教育均等化要求，普遍建立了教育服务国家标准，这一经验值得参考。等价性原则是指中央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提高义务教育配置标准，但经费由地方承担。二者配合，既可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又能促进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

　　（五）建立对省级政府的全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考核机制。考核本身就是针对政府的职能及责任承诺的。由于省级政府的职能比较全面，GDP与财政收入脱节程度较轻，因而建立这一考核、监察制度既必要又可行。（六）建立适当的官员考核制度。在中国当前的分权程度和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绩效考核目标的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竞相开展的水平竞争会导致政府的支出结构发生偏向，政府支出会从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上更多的转移到基础建设等生产性投入上，造成财政教育支出的不足。因此必须把教育发展的水平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的指标之一。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为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支柱，对地方社会进步起到了几级的作用，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一个滞后期，往往使得以晋升为目标的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把对教育的考核作为晋升的一个条件，有助于其给予关注。（七）合理安排教育教育支出结构，首先要合理调整三级支出结构。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为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切实提高我国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适度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显得过多，改变高等教育的集资方法，例如引入国外的那种私立学校的股东制度，这样不仅可以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给相对较少的初、中级教育，还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

　　注：图表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主要参考文献来自：

　　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比凤凰网教育

　　论文《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问题研究述评及路径选择探讨》梁素萍

　　中国财经报２００５－０３－０８中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解析吕炜

　　《财政学》第七版第四章教育支出陈共

篇十七：韩国教育经费占gdp

P>　　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数据对比

　　2010年02月21日10:48凤凰网教育

　　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详细见附件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八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详细见附件二)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详细见附件三)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在2007年就写过一个提案，同时也在一个会上提出希望北京市能够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王晋堂提出三个理由，。：第一，4％的投入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数字，北京市作为首都完全应该不低于这个数。第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4.7％~7.4％，如果中国低于美国、日本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低于印度（7．1％），低于韩国，这就说不过去了。第三，北京市在当时GDP的增长连续七年是两位数，提高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北京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目标，2006年是3.1％，2007年是3.8％，2008年是3.5％。”王晋堂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让每一个校长都在想着怎么弄钱，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教育发展。因此必须加大投入。(详细见附件四)摘自凤凰网http://edu.ifeng.com/news/201002/0221_6978_1550955.shtml附件一：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教育投入居末位(图)2009年11月30日09:46中国教育报

　　与52个国家比较，中国教育竞争力综合排名第29位，比10年前提升了17位

　　1、中国教育竞争力10年提升17位综合排名居第29位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在考虑国际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53个国家作为比较国，包括了经合组织国家、可获得数据的人口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数据以2006年为主。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澳大利亚(见下表)。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秘鲁、委内瑞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29位，属于中等水平。我们在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中包含了绝对值和百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相对值。教育竞争力计算中如果人力资源和创新指标按照绝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16位，如果按照相对值计算，则中国排名在47位。综合排名在29位。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竞争力在所培养的人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中上水平而在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素质人才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为了比较我国教育竞争力在近10年来的变化情况，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样本国和指标体系,用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纵向比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居民科技论文数量指标项没有相关数据，实际参与计算的是15项指标。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竞争力在1999年居46位，与2006年的29位相比，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竞争力提升了17位。在所选的53个国家中，1999年教育竞争力排在前5位的分别为芬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排在最后5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印尼、秘鲁和委内瑞拉。中国教育竞争力居于第46位，排在倒数第8位。通过对两次排名的比较可以看出，近10年来，居于前5位和后5位的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排名变化并不大，排名提升最快的前5位国家为中国、约旦、印尼、马来西亚和丹麦，分别提升了17位、16位、15位、13位和11位，而以色列、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西都降低了14位，斯洛伐克降低了17位。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教育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国家这充分印证了中国近10年来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2、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缩小当前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存在差距，略优于金砖四国均值为了对中国教育竞争力在国际中的位置进行描述，我们选取了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比较对象。

　　从图1、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中国大陆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极不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相比均占优势。中国在教育质量和教育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方面略优于金砖四国的均值。如果去除人口的因素，采用每百万人的相对指标时，中国在很多指标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同时也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均值。特别是中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方面中国的指标比较落后这些指标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大幅提高教育发展的程度将是中国教育竞争力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教育竞争力与经合组织国家差距减小，部分指标均值超过金砖四国1999年通过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多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和金砖四国的均值均有较大差距。从各项指标的发展情况来看，199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竞争力各项指标发展比较均衡，而金砖四国的教育竞争力发展指标不太均衡。在绝对指标方面，中国在全职研发人员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3项指标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相比占居绝对优势，和金砖四国均值相比也略有优势，但在专利数量上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和金砖四国。但是，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在专利的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在4项指标的绝对值方面均占居优势地位。从百万居民的相对指标看，中国1999年的4项指标都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其余各项指标除了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略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外，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和金砖四国均值。然而，到2006年，中国在识字率、本地专业研究培训、职工培训范围、教育体系的质量、学生学业成就等指标上均高于金砖四国均值。在大部分指标上与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3中国教育竞争力优势劣势并存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有16个，从每项指标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全职研发人员人数、主要劳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专利数量、科技论文数量等指标与其他52个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大部分指标都处于中等或中下等水平，排名低的指标主要体现在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百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等方面。优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1999年之后，中国教育发展迅速，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最艰巨的任务。1999年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0%，到2007年年底，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实现“普九”的县数已占全国总县数的98.5%。义务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初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指标在国际比较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迈出关键步伐，高等教育开始扩招。扩招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5%左右，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跨越式发展。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3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比1998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为各行各业输送了1397万名毕业生，“十五”末期，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6800万人，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

　　人员总数已达到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人才储备库，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了人力资源大国。劣势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国际有差距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仍需提高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中，我国初中毛入学率逐年提高，1990年为66.7%，2002年提高到90%，2006年达到97%。而高中毛入学率虽然逐年在提高，但是由于起点低，所以数值不高2006年我国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5.5%(WEF数据)在53个国家中排在第50位。，，53个国家的平均值为96.8%，相当于我国初中的毛入学率数值。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是我国中等教育的艰巨任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反映一个国家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整体水平。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实现历史性的突破。2006年进一步提高到22%，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53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为54.5%，我国排在第49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虽然居世界第一，但是每百万居民中在校大学生人数仍然不高，在53个国家中仅排名第47位。2006年5月，国务院第135次常务会议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既保持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又能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提高，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近年来，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1982年仅为5.3年，1990年提高到6.4年，2000年达到7.9年，2008年增加到8.5年。2006年，我国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达到11年。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53个国家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已达到14.9年，而中国仅为11年，在53个国家中排名第49位。教育投入居所选国家末位教育投入作为教育竞争力的潜在竞争力和未来竞争力会间接产生作用从对所选国家的教育。投入情况分析来看，中国的教育投入排在末位，成为中国教育竞争力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中国的教育竞争力在金砖四国中略落后于俄罗斯，而远远高于巴西和印度。一方面说明中国穷国办大教育，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增加教育投入，是中国未来提升教育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相关链接】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教育竞争力的内涵本研究认为教育竞争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产出在和别国，比较时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和能力。其内涵包括4个层面:教育发展水平，包括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规模以及教育质量；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教育对经济的贡献；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教育竞争力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本研究建立了4个维度16项指标的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维度一: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包括初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文盲率、职工培训范围、职工培训的可获得性、学生学业成就和教育体系质量8项指

　　标。维度二:反映教育对人力资源的贡献，包括全职研发人员人数、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和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4项指标。维度三:反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教育系统是否满足竞争经济的需要和大学教育是否满足竞争经济的需，要两个指标。维度四:反映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这里用居民科技论文以及专利数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两个指标来反映。本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研究中的教育指标数据、世界银行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统计数据。4中国教育竞争力未来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在未来12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目前指标排名比较低的几个方面在未来将得到长足发展，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教育竞争力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要整体提升中国教育竞争力，我们还需要做出如下努力: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加快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中国教育竞争力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我们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使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90%以上，继续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到2020年提高到40%以上，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到2020年使20岁至59岁的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2年，使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达到13.5年。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终身教育体系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的战略目标终身教育体系是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知识型经济转变过程中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教育竞争力指标中非正规教育的。两项指标分别排名在32位和31位，教育体系质量排名35位，均居于中下等水平。距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提高中国教育竞争力还需要加强对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中国在建设终身教育体系过程中需要大力倡导尊重学习和尊重技能，由注重学历向注重资格转变。加强经费投入的强度实现经费投入多元化教育投入是我们能够提升教育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在经费投入方面我们首先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提高生均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经费投入的强度，到202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达到7.2%，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到20%，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5%。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入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社会投入占的比例很大。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对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投入，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投入，使中国的教育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更加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附件二：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为美国的一半2009年09月09日10:13中新社北京九月八日电(记者俞岚)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八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低于印度的百分之二点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蔡昉是在二00九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该绿皮书由蔡昉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教育水平近三十年来明显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九成五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至百分之五以下。这与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不无关系。绿皮书指出，如果仅从教育资源投入总量看，中国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公共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教育投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绿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二00五年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重为八成六。据世界银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七成五左右，全世界平均水平在八成左右，而中国仅为四成六。相较之下，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蔡昉认为，教育私人支出的高比例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绿皮书指，“上学贵”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上对教育的抱怨也更多地源于此。蔡昉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二0一五年前后将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这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因此，“发展教育是为迎接老龄化做必要的准备”，也即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他建议，要解决中国教育的资源约束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增加公共资源的投入，并使增量公共资源在教育服务均等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整合现有资源，让社会资源在教育发展中起到更大作用。http://edu.ifeng.com/news/200909/0909_6978_1341138.shtml附件三：专家称我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仅为2.4%2009年09月09日10:36中国网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经过调整后，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通过一些统计上的新发现，支持了我们教育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教育先行，不是说发展阶段低、资源不足就有理由少投入，相反更应该加大投入。蔡昉教授是在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研讨会暨2009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以下为发言实录:蔡昉:大家早上好！我想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背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大家注意看封面写着。“第10集”，我们正好做了十年，2000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是第一本，这次正好是第十本，我们的提要中写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十年谢社长说是树一个品牌。我们皮书的特点和其他皮书不一样，其他皮书是就某些特定领域年年回顾最新的发展，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如果说以往的发展是一里地，每年新的发展虽然有令人惊喜的地方，但它只是小的增量。如果你每年都要在同一件事情上写增量，其实会给作者和读者增加审美疲劳，所以我们每年都换主题，它的大范围是人口与劳动，但是我们围绕着人口与劳动就业的领域，每年都要出一个特有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也是结合我国正在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同时我们也接受了教育部委托的课题，把其中的一些子课题、子报告体现在这本书中。

　　它的内容:第一，我们还要对一些新情况，2008年、2009年具有特色的新情况做一些反映。比如我们正在经历着金融危机，就业遭遇到了一些冲击，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也有所反映。比如就有专门的报告谈青年就业问题，研究显示，大学生就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首先尝试着把大学生就业的命题难点转化为青年就业难这样一个新命，题。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青年人包括了大学生，不仅仅有大学生，还有其他各类学生，同时还有农民工，农民工也有80后、90后，这样我们应对的人群就广泛一些。二是大学生就业难各国都有，但是在各国表现的主要还是青年就业难。因此青年就业难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就业问题的共同课题。我们转化这个命题以后可以更多的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两篇专门谈青年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同时因为国家出台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能不能把这种财政政策所体现的经济刺激方案变成一个就业友好型的方案，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报告，尝试对这四万亿的投入形成不同的领域和投资结构，就业效果会截然不同，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些模拟，得出了一些结论。同时，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绿皮书中都谈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但过去谈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好象过去我们如何利用了人口红利，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根据人口的预测，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我们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出现转折点。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没有那么高，它不会增长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这次我们进一步做了研究，也专门形成了至少两篇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是如何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如何使用劳动力，利用人力资本，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等，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我们更多的围绕着教育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关系形成了若干个章节。大家知道，遇到经济危机时，历史上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罗斯福新政，这个新政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是给予不同的评价。我们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经验学习，但是他的新政中有很多是遭到经济学流派的批评。比如政府进行公共支出，形成工程，吸纳了就业，有人说这是挽救了美国经济，也有人说造成了比较坏的后果。但是罗斯福在应对危机时，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在发展教育中，特别是他的扩招，包括罗斯福之后，在30年代高中和大学的扩招，包括在战后美国士兵回国以后大学的扩招和职业学院的扩招，都大幅度的提高了美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使美国最后成为一个人力资本大国，而且保持着世界头号经济的地位。人们认为这都是在危机时候，作为应对措施解决了长期的建设任务。这个经验大多数人都不会否定的。因此，第一，这些经验使得中国在人力资本水平上，在教育发展水平上和世界发达经济还有差距，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差距。第二，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同时在正常的、稳定的儿童和留守、流动的儿童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这种差距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缩小差距必须有一个迈进，所以我们的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教育优先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保持未来的人口红利，或者说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本进一步的提升成为最关键的部分，如何用劳动力的素质来替代劳动力的数量，这个问题也给教育提出了很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后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分别讨论了教育资源的整合问题、如何增加教育投入，特别是公共投入的问题。教育深化问题，我们不提教育扩招，我们说是教育深化，教育深化也带有一定扩招，它是说我们也许不是直接扩大高校的招生，在这一阶段我们提倡扩大高中阶段，包括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包括解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问题，以及探讨教育指标的使用等等。举一个例子。目前我们一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教育的公共投入要占GDP的比重达到4%，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这个水平只相当于法国的59%，相当于德国的79%和英国的66%、美国的69%，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实国家和国家之间还不完全可比，因为对我们的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人口转变阶段的国情

　　来说，我们应该受教育的儿童比重是比别的发达国家大得多。因此我们应该用这部分人口的比重来修正数字，它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有更高和更超前的投入。我们计算了一个新的东西，以6岁到24岁人口应该受教育为例，把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一个修正系数，以美国为1，有的国家超过1，有的国家小于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超过1。因此用它去修正你的公共教育投入，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发现，经过调整，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从3.3%下降到了2.4%，相应的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扩大。比如原来只相当于法国的59%，现在相当于法国的39%；原来相当于德国的79%，现在只相当于德国的44%；相当于德国也从66%下降到了44%；美国从过去的69%下降到现在的50%。通过一些统计上的新发现，支持了我们教育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教育先行，不是说发展阶段低、资源不足就有理由少投入，相反更应该加大投入。总的来说，每一个章节都尝试有一些新的、有意思的要点。我们随后会请几位专家和作者代表谈一些观点，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本文来源:中国网)http://edu.ifeng.com/news/200909/0909_6978_1341219.shtml附件四：“教育投入占GDP的4%”16年来成空谈官员剖析原因2010年02月21日09:39中国青年报“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这是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的主题。来自财政部、教育部、高校、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经济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对话。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认为，财政性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而且这一数字在正在进行中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必须明确地体现出来。教育投入占GDP的4％提出16年，仍未达标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据了解，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2006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也一度进入激烈化的状态，尤其是最近几年，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在2007年就写过一个提案，同时也在一个会上提出，希望北京市能够率先在全国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王晋堂提出三个理由:第一，4％的投入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数字，北京市作为首都完全应该不低于这个数。第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GDP投入是4.7％~7.4％，如果中国低于美国、日本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低于印度（7．1％），低于韩国，这就说不过去了。第三，北京市在当时GDP的增长连续七年是两位数，提高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也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北京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目标，2006年是3.1％，2007年是3.8％，2008年是3.5％。”王晋堂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让每一个校长都在想着怎么弄钱，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教育发展。因此必须加大投入。让王晋堂略感欣慰的是，目前北京朝阳区已经由政府买断区中小学校老师的结构工资，海淀区也将实行。

　　目标未达到，教育欠债多家庭负担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对教育经费投入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目前来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偏低，经费不足:“比如农村教师的工资、农村教育的基本条件仍不高，甚至连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目前还有在几十年前建的危房里上课的现象。前两天看到报纸上登的，西部有学校几百个学生站在操场上吃中饭。这也就是说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还非常严重，不光是教师工资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学校达不到基本的办学要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我们的教育还有巨大的债务。”袁连生分析这个债务有几千亿，其中包括义务教育上千亿，高中阶段不止1000亿，高校有的数据是4000多亿。这么大债务就是表明投入不足。我们扩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相应的政府投入没有跟上去。除了债务是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表现形式外还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袁连生总结:“目前我们投入的水平远远无法满足教育的基本需求。而且过多地依靠家庭的投入，使得家庭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进行其他消费，甚至经济出现一定的压力。”他认为，到2020年，如果我们经济到了人均GDP7000美元，高校毛入学率是40％左右，高中普及了，大概区间应该是4．5％~5％。教育经费多元投入与加强监管同行为什么4％的目标提了十几年没实现？这是许多人的疑惑。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一位负责人对此做了简单的解释，认为这个问题大背景还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不到25％，而西方国家这个比重很高，超过50％。另外，我国从乡镇一直到中央有五级政府，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袁绪程在论坛上观点明确:“教育投入必须多元化，对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严格限定。”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先生对此持相同观点。“在北京有那么多农民工子女无公办校可上，在北京大学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些人受的是什么教育？上的是什么学？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基层政府是不是把公众利益作为政府的决策目标？”袁连生认为，除此之外还要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要激励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让这三级政府把更大的功夫用在教育上。在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关于教育经费投入的若干政策建议:第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形式应多鼓励社会和个人的投资和支持，在捐赠、基金、学杂费等方面更加反映市场和个人的需求。第二，应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学校确定适度办学规模，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资产和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第三，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监管。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经费预算编制的主体，由人大代表和财政官员共同决定下达给教育部门的预算控制数避免财政部门在控制数环节，就挤压教育经费的比例；同时，应将教育预算草案向社会公开，向公众说明教育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第四，建立以省为主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中央政府的主要责任是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能力并承担各级教育的学生资助经费和高水平大学经费的供，给。http://edu.ifeng.com/news/201002/0221_6978_15508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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