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党天下3篇储安平的党天下 光明日报发刊词 《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光明照耀东方大陆，人民胜利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特别是三年来的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储安平的党天下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储安平的党天下
光明日报发刊词
《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光明照耀东方大陆，人民胜利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特别是三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终于摧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作恶多端的旧统治阶级的最后堡垒，终于打垮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并且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地奴役制度。中国人民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亚洲第一大国的主人和统治者。人民倚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部份农村，解放了大部份重要城市和海口，包含亚洲第一个大城市上海在内。剩下在广州，台湾和其他地方的蒋家小朝廷，早已溃不成军，不值人民解放大军的一击。曾经盛气凌人的美帝国主义的海军舰队，也只得悄悄地从上海青岛撤退了。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产生在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亚洲大国内，自然将使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风云变色。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改变了全世界人民与反人民，和平与侵略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使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企图遭受挫折，全世界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的运动，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在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巨浪中，光明日报在全国革命领导中心的北平市发刊，这并不是偶然的。中
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虽然已到了面前，但要使民主民族革命贯澈到底，还有待于最后的更艰巨的工作。我们需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需要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我们需要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战斗，解放西北、西南、闽粤、台湾、直到边远的国境线为止。我们需要在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内，加紧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使经济落后的中国，迅速走上全国工业化的道路。我们需要团结和教育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使人民自己能够担负起民主建国的大责任。我们需要有组织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各地方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建设工作。在目前，我们更需要立即筹备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制定人民民主共同施政纲领，并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中央联合政府。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胜利愈是接近，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也愈是繁复而艰巨。光明日报是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创办的。去年一月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曾说：本盟自成立伊始，即宣布以实现中国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本盟奋斗的基本目标。在过去我们为这些目标而奋斗，在今后我们仍将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民主、和平、独立、统一是中国民主同盟奋斗的目标，也就是光明日报的奋斗目标。但是要达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目标，并且建设自由幸福富强的新中国，首先要倚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和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必须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来努力。中国民主同盟自始至终主张团结，团结第一。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全国人民需要团结。在解放战争的时期，全国人民需要团结。在今后民主建国的工作中，全国人民更需要团结。在组织方面我们要求团结，在行动方面我们要求一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作风。但是当不同的思想，见解，作风，化为行动的时候，却必须求得一致。团结之中可以有斗争，但斗争应当是为了团结。不同的意见的相互论争是被许可的，但论争依然是为了求得行动的一致。在目前我们可以说：不是把全国各革命阶级人民团结起来，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就没有贯彻到底的可能。假如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不能取得一致的行动，民主建国的工作一定会遭遇到一些非必要的困难和障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这是光明日报所要向全国人士提出的一点希望。除此以外，就本报言论与新闻方针，更愿向读者申述四点：第一是负责的态度。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以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应当是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帮助人民政府推行政策和政令，发掘各项问题，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对人民负责，是人民的报纸所应有的态度。第二是服务的精神。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决不是无冕帝皇而应当是人民的信差。光明日报虽然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创办，却主要是为各革命阶
级服务，为各民主党派服务，为各人民团体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报纸应有的精神。第三是建设的批评。除了反人民反民主的言论之外，一切批评应当是自由的。但是批评是为了团结，为了建设。只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团结为基本精神的批评，才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第四是忠实的报导。新闻报导固然要切合事实，但单是报导表面的现象是不够的，还要追寻发生现象的根源。无原则无目的地报告事实是不正确的。新闻报导必须与人民的利益，行动的方针相联系，才能使报纸成为真正教育指导人民大众的工具。在本报和读者诸君见面的第一天，我们诚恳地要求你们加以批评指教。让我们大家首先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使光明照耀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照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发展历程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
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
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
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
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
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
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
篇二：储安平的党天下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他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1958年1月26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分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二号人物。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罗隆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此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批评，而且被扣上了“章罗联盟”的帽子。在后来的七八次批判会上，大家表示了极大愤慨随即对罗隆基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准备的揭发批判。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此后罗隆基从4级降至9级。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篇三：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向毛周提些意见节选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编辑注1），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编辑注2），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编辑注5）。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编辑注3），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编辑注4），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储安平在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发表于《光明日报》。编辑注
编辑注1：六个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前两位和最后一位为党内，后三位为党外。编辑注2：四个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前两位位党内，后两位为党外。编辑注3：一个副主席：朱德（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编辑注4：十二位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编辑注5：第一届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党外人士占49个，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1952年，将原来贸易部底下的粮食公司和财政部底下的粮食总局合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章乃器出任首任粮食部部长。1956年，为了安排罗隆基，从林业部划出一部分业务，建立森林工业部，让他兼了部长。反右派之后，1958年2月，撤销了右派三部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职务。交通部和粮食部都任命了新部长，森林工业部却不必再宣布新的任命，因为部的建制也撤销，所有业务又重新并入林业部了。文章背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即著名的“党天下”发言），作者是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这文章是1957年反右前由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做的发言，在此文章中，储安平公然提出了“党天下”并要求中共改正，而毛主席在看了这文章后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这个座谈会从5月8日开始，开了13次，都是号召民主人士，尤其是知名的民主人士，来开诚布公的谈对共产党的建议，民主派各巨头也被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畅所欲言。当然他们没想到，这个系列座谈会从最开始就是圈套，在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到57年，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已经触动了高层最敏感的神经，为了将民主党派从昔日的朋友塑造成现在的敌人，毛主席决策让民主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出来“闹一闹”，引蛇出洞，在系列座谈会召开中的5月15日，中南海紧急秘密召见两位民主派人士中的元老人物，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