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7篇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李约瑟难题”的合理性探析“李约瑟难题”的合理性探析 何凯文何凯文11 （南京大学，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dquo;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性探析“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性探析何凯文何凯文1 1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摘要：合理性问题是“ 李约瑟难题” 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以此为切入口，揭示了“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性以一个三段论为基础，其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真假就决定了“ 李约瑟难题” 合理与否，而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真假又决定于它们所依赖的科学史观正确与否，而科学史观的正确与否又归结到近代科学是不是普遍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科学是不是一元的等根本性的问题。总之, “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的争论最终将归结到科学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上来。本文进而简要地介绍了后李约瑟时期的多元科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探索。
关键词：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合理性；科学史观
关于“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性问题的争论近些年成为“ 李约瑟难题” 讨论中的一个热点，一直聚讼不休①。这些关于“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的争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全面涉及到“ 难题” 的命题的内涵表述，并深入到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
1何凯文（1971－）
，男，湖南省郴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电话：
15850513799 ，电邮：dg0701036@smail.nju.edu.cn
第 2 页 共 18 页 2但遗憾的是，所有争论竟然是在没有明确指出该难题的逻辑框架的情况下争论“ 难题” 合理性问题的。如果说内涵表述和李约瑟的科学史观是其皮肉和灵魂的话，那逻辑框架是“ 李约瑟难题” 的骨骼。过去关于“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性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把“ 难题” 当成了没有骨骼的软体动物，众人捏来捏去，却形成不了共同的着力点。这使得争论目标容易散漫。有的争论双方看似针锋相对，实际上自说自话。这是聚讼不休的重要原因。故本文将挖掘出“ 李约瑟难题” 的内在逻辑，建立此合理性讨论的框架，揭示出合理性问题的实质，并且将试图把“ 近代科学是不是普遍的” ， “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 “ 科学是不是一元的” 等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有机地统摄到“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问题的讨论中来。
一、 “ 李约瑟难题” 的内在逻辑一、 “ 李约瑟难题” 的内在逻辑
国内外学界谈论“ 李约瑟难题” ，多以《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的表述为标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1-1995）曾经将这篇文章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在文中，李约瑟提出：
“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 ·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即：为什么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 我们可以发现，这段话的两个问句“ 同样重要” ，互相关联，缺
第 3 页 共 18 页 3一不可。它们各自包涵了一个肯定判断（S1 和 S2）：
S1: 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S2: 近代科学应该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和发展，而不只在欧洲文明中产生和发展。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S1 刚好成为 S2 成立的前提。更进一步，S1只是 S2 成立的小前提，两者的关联中还隐藏着一个预设的大前提 S：
所有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期间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的文明应该是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地。
所以，“ 李约瑟难题” 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大前提（S）小前提( S1) 和结论( S2) 的完整的三段论，形式上是合逻辑的。
那为什么有人认为“ 李约瑟难题” 是一个伪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相当于否定上述两个前提为真, 从而否定难题的合理性。
这两个前提的真假不仅依赖于历史事实，还依赖于一定的科学史观。事实上，只要有一定的科学史观，就能“ 找到” 历史事实来证明其正确性。所以，“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与否，关键在李约瑟的历史事实与其科学史观是否统一的问题。因此，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考察李约瑟的科学史观成为必要。
二、李约瑟：科学是一元的二、李约瑟：科学是一元的
第 4 页 共 18 页 4李约瑟认为，虽然各文明区的古代和中古科学（虽然打上了明显的区域烙印）涉及的是同一物质世界，但是都可以纳入同一世界性的自然科学范畴。因此，人们可以追溯出一条一元科学线性进化的科学发展道路。而中国古代的科学“ 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2]。他视欧洲产生的近代科学为全人类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结果。李约瑟说：
“ 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认为只有一种一元的关于自然的科学， · · · 人们可以希望追溯出一条绝对连续的科学之路，它始于古巴比伦天文学和医学，经由中世纪中国、印度和整个古典世界所提供的先进自然知识，到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的突破性进展——正如人们所述，关于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本身被发现了” [ 3] 。
既然科学的发展能“ 归入一个单独的历史或一个单独的永远上升的结构中” ，各文明的传统科学差异不是本质，他们都相对平等地拥有近代科学的种子，普遍的近代科学的形成对所有文明都是平等开放的，各文明都是潜在的成功者，一俟外部条件成熟，都能进化到“ 近代科学” 阶段。这样，由于各文明具备了发展近代科学的内因，李约瑟必然要从科学外部即社会、自然环境等方面寻找科学发展的动力。李约瑟说：
“ 当我们问近代科学技术为何在欧洲社会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时，也就等于问，为何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兴起、中国为何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没有发生在从 15 到 18 世纪伟大的转变时
第 5 页 共 18 页 5期的那些划时代的现象” [ 4] 。
同样地，李约瑟认为中国文明曾经“ 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期间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也是因为中国文明曾经在社会、经济等外部条件比西方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这就是李约瑟的理论逻辑，也是前述大小前提成立的依据所在。但是由此大小前提推出的结论却与历史事实相背，从而有了李约瑟的“ 难题” 。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持与李约瑟相同的科学史观，就会把“ 曾经领先的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了？” 和“ 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 视为是与“ 李约瑟难题” 等价的问题。
三、对“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的质疑三、对“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的质疑
如前所述，“ 李约瑟难题” 的合理性建立在一个三段论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把关于“ 难题” 合理性的质疑视为对这个三段论的大小前提的真假性的质疑。这实际上也是在史实基础上质疑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1· 对大前提的质疑 如前所述，“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所依据的大前提是李约瑟的一元科学史观的必然结论。因此，如果否定了李约瑟的一元科学史观，也就间接否定了这个大前提为真。
第 6 页 共 18 页 61979 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沙尔· 雷斯蒂沃（Sal
P．Rest i vo）认为李约瑟的观点是矛盾的。雷斯蒂沃认为，李约瑟一方面承认科学是一元的，近代科学是科学沿着“ 一条绝对连续的科学之路” 进化的结果。以此类推，机械主义的近代科学也将在中国出现。但同时李约瑟又认为 “ 设想的中国近代科学应当是 ‘深刻有机的， 非机械的’ ” [ 5] 。“ 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 6] 。
因此雷斯蒂沃进一步质问李约瑟：
“ 这是否意味着这种科学不经过牛顿阶段就可以到达爱因斯坦－普朗克阶段吗？或者是否意味着它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类型的‘有机的’科学呢？如果后者是成立的，李约瑟所主张的‘自然是一个自然，自然科学趋于一种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又怎么解释呢？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必要准备吗？李约瑟对这个问题是暧昧的” [ 7] 。
持近似观点的还有席文。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科学史家席文（Nat han Si vi n）认为李约瑟那种把近代科学当成“ 全球性的、客观的、不带任何外在标志的” 常识性的东西， “ 细加思索，其实是经不住检验的。在欧洲产生发展的这一特殊情况，使得近代科学至今仍然带有无法把它视为全球性的特殊印记” [ 8] 。
席文认为，近代科学所具有思维方式深深根植于欧洲社会和历史，这是它无法抹去的。这就是精神同肉体之间的区别，客观同主观之间的区别，这两
第 7 页 共 18 页 7者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深深植根于西方的科学思想中。这种分裂状态持续到今天中。所以，在席文看来，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之间的深刻分歧不足以使近代科学成为普遍的科学，因为“ 中国科学的发展与西方不同，它没有把精神同肉体、客观和主观区分开来” [ 9] 。
可见，雷斯蒂沃和席文的观点并没有否认中国古代曾经“ 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更有效” 这个历史事实，而是否定这个历史事实与在中国“ 产生近现代科学” 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样，前述之大前提是不必然成立的，“ 李约瑟难题” 就不是一个合理问题。
2· 对小前提的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 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争论由来已久。20 世纪早期的国内外学者如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罗素、怀特海和魏特夫等人在李约瑟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即没有以经典力学体系为特征的的近代科学。1935 年，竺可桢指出：
“ 近代的实验科学， 中国是没有的。
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近三百年来的事” [ 10] 。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李约瑟开始进入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李约瑟反对泛泛而论的“ 中国古代无科学” 的观点，而是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李约瑟所认为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是指相对近代科学而言的“ 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 [ 11]， “ 是达芬奇型，而不是伽利略型的， ” [ 12]或者说是指中国古代可以充当孕育
第 8 页 共 18 页 8近代科学的种子的自然知识体系, 这是李约瑟观点的新意所在。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这种有待进化到近代普遍科学的低级科学或自然知识体系？如果没有的话，李约瑟的“ 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这个命题就不成立，即前述的小前提就是一个假命题。因此，对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对“ 李约瑟难题” 合理性的讨论。
到了 20 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对李约瑟的观点提出质疑。归纳起来，那些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学者的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
11）中国古代无）中国古代无 sci ence sci ence（科学）
，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科学）
，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
有些学者强调近代科学的西方渊源和传承性，把它同“ 中国古代科学” 严格区别开来。1991 年 10 月，江晓原发表《 “ 李约瑟难题” 献疑》的文章指出，第一，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二，用和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接近的程度去衡量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杰出，是不妥当的，因为“ 中国古代的科学” 与现代的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相互进行同一标准的比较，大成问题 [ 13] 。
根据以上的认识，江晓原认为“ 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 ─ 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 又如何定义呢？‘领
第 9 页 共 18 页 9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 [ 14] 。
2 2）中国只有经验技术和分散的知识，没有科学或自然知识体系）中国只有经验技术和分散的知识，没有科学或自然知识体系
“ 无” 派人士认为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证据只是分散的科学知识，而不是体系化的科学，不能以此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有学者曾经认为：
“ 欧洲近代科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体系化了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正像我国早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只有物理学知识，正是指它们不是对自然界体系化了的系统认识” [ 15] 。
有的观点认为， “ 李约瑟难题” 之所以出现，乃在于李约瑟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而且中国古代辉煌的技术都是经验技术，而不是从科学中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 [ 16] 。
有更进一步的观点[ 17]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然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有过什么科学了，有的只是技术。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李约瑟在提出李约瑟难题时混淆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重要概念，因此使得该难题本身就存在内在矛盾，不可能在其原来的意义上得到解决。
3 3）科学的定义决定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科学的定义决定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有学者认为“ 李约瑟难题” 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甚至是话语权的争夺问题， “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对科学一词的规定和定义，有什么样的科学定义，问题就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因此，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完全等价于‘何为科学’的问题” [ 18] 。
第 10 页 共 18 页 10总之，以上这些观点从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视野反思了中国科技史研究。据此，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实际上是“ 西方科学” 。而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体系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是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 近代科学” 所能涵盖，也不成为近代科学的“ 预备队” 。从根本上讲，它与近代科学就是...
篇二：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26 卷 第 1 期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6 年3 月 20 日 Vol. 26 No. 1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M ar. 20 2006 浅论 “李约瑟难题”臧丕文Ξ(开封教育学院 社会科学部, 河南 开封 475000)摘 要: 近代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科学, 这个 “李约瑟难题”是历史上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民族心理以及科技本身的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 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封闭状态下的自我满足和憎恶新生事物的出现; 文化、 技术的垄断制度和风尚阻碍了 科技的普及;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这一切终于造成了“李约瑟难题”的产生。关键词: 大一统; 重道轻器; 小农经济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9640(2006) 01- 0026- 03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Joseph N eedham , 1900- 1995 年) 在其巨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第一章的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古代中国在几何学方法体系所存在的弱点, 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的发明? 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 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最后, 为什么中国文明未能在亚洲创造近代科学?”这些对他来说很难解释的问题就成了 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
该问题自上世纪初提出后, 随即引发了中外学者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讨论。最早对中国为何无科学发问的是科学社会员任, 任鸿隽于1915 年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他讲道:“秦汉以来, 人心梏于时学, 其察物也, 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择术也, 鹜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
此之不可能有科学,不待言矣。
吾国学者之病, 端在不恃官感而恃心能。其钻研故纸高谈性理者无论矣; 乃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日; 颜习斋之讲学, 专尚三物; 彼固各有所得,鸿隽和王然何其于今日之研究科学者殊术哉。
此吾国无科学之大原因也。
是故吾国之无科学, 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 ”而王 则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专制政治和学术缺乏独立性。1921 年, 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读的论文中指出, 中国人所关注的是人的品质和素养, 对科学问题则是漠不关心。
他们把心思都用在了人生哲学上。所以, 中国人没有科学不是不能为, 而是因为不为。1935 年, 竺可桢认为中国近代试验科学之所以不发达, 一是不懂得利用科学工具, 二是缺乏科学的精神。
抗战胜利后, 竺可桢又对此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阐述。
他说:“中国农业社会的机制和封建思想, 使中国不能产生自 然科学, 而此种机制, 此种思想, 到如今还大部分遗留着。
人民一受教育, 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 不肯再动手。
在学校所习科目, 只问其出路之好, 待遇之丰, 更不计量科目 之基本训练如何, 个人之兴趣如何。
把科学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
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 亦只求科学之应用。
我们提倡科学已近 80 年, 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 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帮人的迷梦, 而使中国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有关 “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再度升温。
金观涛等人在 《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中, 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方法分析到, 西方构造型的自 然观逐步形成了 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 科学与开放型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 使其近代科学发展迅猛。
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 不可能也不会进行受控实验, 大一统型技术不可能形成开放型技术体系, 也就刺激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林文照在 《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62・Ξ收稿日期: 2005- 12- 20作者简介: 臧丕文(1961- ) , 男 (汉族) , 河南开封人, 开封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首先指出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 如重实用、 轻理论, 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 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 缺乏科学实验精神, 而且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
其次揭示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 如迂腐的教育和科举制度, 整个社会鄙弃并禁锢科学技术。
同时, 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也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 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
1997 年, 杨振宁在南京大学作题为 《中国的历史回顾和前瞻: 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的演讲时认为,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 中国这些年中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 思想完全被皇帝所控制。
第二, 传统思想中没有出现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发生正面兴趣)。
第三, 中国长期实行的科技制度对科技发展极为不利。
第四,中国没有严格的逻辑系统。中 国近代为何没有产生科学, 这个 “李约瑟难题”使学者们感慨不已, 大家各抒己见, 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提出了 各式各样的观点, 也都很有说服力。
然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非要从中国古代以来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民族心理以及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上去寻求答案, 因为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 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单从某一方面去解释一种历史现象, 自然会是片面的, 而且缺乏说服力。首先,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古代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基本内容, 这就像一张罗网把人们桎梏在土地上面。
手工业仅仅是农业的附庸, 商品经济受到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而不能顺利发展。
所以, 尽管在明朝中期东南沿海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可它不但要受到自然经济这块巨石的重压,并且还要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的摧残。
明清之际封建专制登峰造极, 封建朝廷所推行的闭关锁国、 特务统治、 文化专制等政策, 使一度出现的近代启蒙文化思潮遭到疯狂的扼杀。
同样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频繁的民族战争造成了社会长时间的不稳定, 这也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运行, 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难确立。
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也就没有开拓市场的需要; 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 也就没有改造或发明劳动工具的动力。
这就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技术的最根本原因。其次, 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也影响着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将人们的所有认识活动都纳入到道德的范围, 而且社会生活也都以治乱兴衰为中心。
在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倡导下, 人们对政治人事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政府官员们把自己的仕途沉浮看得高于一切, 而社会经济、 科技文化的发展则是无所谓的事情。
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一直叫嚣 “学而优则仕”, 文人政客把科学技术当成 “无益于治”的东西, 谁能做好八股文, 谁就能功成名就, 取得高官厚禄而光宗耀祖。
况且,“技进于道”和 “格物致知”是封建文化对人们认识自然的基本要求, 所以, 人们认识自然也就必然与社会人事纠缠在一起, 科技发明也只是为需要而产生, 这样的科技烙下务实性和感觉经验性的印记自然就不足为怪了。
明清两朝统治者大唱特唱 “存天理, 灭人欲”更是扼杀了 中国人的创新思想, 禁锢了人们献身科学文化事业的活动。
“重道轻器”的思想造成了中国社会轻视科学、 重视功名的风气, 遂使中国古代不可能形成科学探索的气氛, 进而也就不可能出现一支近代科学家队伍, 近代科技之落伍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其三, 长期生活在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的中国人, 其文化心态也表现出了 雍容和稳定的自我满足状态。
这种心态滋养着崇旧排他的封闭思想意识, 对新生事物表现迟钝, 对外来物品极力排斥。明清之际, 西方文化以轻柔的方式传输到中国时, 虽有一些远见之士如徐光启等主张学习西方, 可应者寥寥无几。
相反, 排拒之声则是铺天盖地, 这些人好像是天生就鄙视西方。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 “暗伤王化”的 “奇技淫巧”, 是 “欲举吾儒性命之权”的妖孽。面对先进的西方火器, 他们坚持 “骑射乃满洲之根本”,“凡兵勇者需有宁拙毋巧, 宁故毋新之意, 而后可以持久”的治军方略。
看到西方教士绘制的地图上, 中国的土地既不是最大又不在 “天下”之中心, 怒不可遏的中华群臣重口斥之为 “妄诞”。其四, 中华朝野的封闭守旧性也明显地表现在对文化的垄断方面, 如中国一些生产技艺常常是通过 “祖传秘诀”的形式在家族中流传, 而且是 “传男不传女”。
这不仅影响到了技术的改进、 传播和完善, 而且还容易造成浪费和失传。
中国古代的很多技术和发明都是由于这些缘故, 发明又失传, 失传后再去发明。
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崇旧的小农意识、 偏执排外的民族自大主义, 不仅束缚了中国科技向近代迈进的步伐, 而且还失去了 一次融合世界文化, 取长补短, 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上述情况是中国社会未能在近代产生科学技术或者说科学理论的原因。
其实, 进入近代之后, 中国这个早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弊端便表现为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 人们普遍地漠视时间, 心智混乱, 不知・72・©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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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何物也就谈不上什么精确了; 由于大家死要面子, 且柔顺固执, 因而就遇事忍耐, 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得麻木不仁, 更是缺乏公共精神; 千古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使得人们极端排外, 因循守旧, 安于现状知足而长乐; 封闭且单一的信息渠道以及统治者的伪善表演屡屡被戳穿, 使得人们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相互猜疑, 言而无信已是心照不宣。
这些情形同耗尽精气的古希腊和罗马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 如此精神面貌的人们, 焉能谈得上创新?纵观历史,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着诸多特点,如早熟独创, 断续进行等。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务实性、 整体性和感觉经验性。
中国古代科技具有鲜明的务实传统, 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为实用而进行的, 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国家的实用为先决条件。
中国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是以“受命于天”为依据, 以 “以农立国”为策略, 故长期以来天文学研究具有严格的官方色彩。
无论是历法的制定, 还是星宿的观测记录, 均为满足占卜 天象和“授民以时”之需, 其精度只要能满足农业社会的需要, 政府就不会再去推动其发展。“天人感应”的理论也硬是把天文学纳入到 “应用政治学”的轨道, 这必然阻碍天文学进行科学抽象的逻辑推理。
同时, 统治者严格控制历算研究, 禁止百姓私习天文, 使得中国的学术环境极度封闭和保守, 制约了天文学的发展。农学和地学主要是为丈量土地、 绘制地图和界定政区而服务。
数学更是偏重于算术和代数, 计算的内容和方式皆与当时的社会生产联系密切。
中国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因应 “大一统”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指南针用于航海虽为中国创造过领先于世界的记录, 但大多数时间指南针却被用来 “看风水”、“选茔地”。
火药用于军事虽满足了“代矢石之施”、“作鼓角之号”和 “通斥堠之信”, 但主要用于制造鞭炮和焰火, 以声响和光焰来粉饰 “太平盛世”。
中国古代科技偏重功能的实用性, 必然引导社会轻视对自 然进行抽象理性的研究。
这种对自然只求利用而不求改造的行为, 注定了 中国古代科技不可能进入更高的层次, 并建立起独立的科学体系。同时, 由于受到古代哲学 “天人合一”自 然观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技对自 然的探索往往是与对人和社会的考察结合在一起的, 刻意追求人与天、 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过去, 人们的最高境界便是 “与日月共存, 与天地同辉”。
整个宇宙 “通天下一气耳”,“人副天数”,“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因而提倡 “天、地、 人三才之道”, 也就是把各种事物间复杂的联系和制约关系, 归纳成多层次互相克生的天、 地、 人三大因素群体, 以实现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种整体和谐的生态宇宙观, 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想意识。
它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科技一开始就站在全面、 联系、 辨证和发展的高度去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但在另一方面, 它很容易使人对自然的考察产生偏差, 忽视天与人、 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差别, 不能把自然界当作独立的观测对象, 更不能使自然科学跳出灵魂的王国。
所以, 人伦道德和封建王朝企图垄断一切的思想, 紧紧地束缚着科学的发展。
况且, 中国人过分看重整体, 必然影响对具体细节的思量, 限制了 人们对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进行具体和精确的科学探索。此外, 与早熟的农业相伴而生的中国古代科技一直是在直观感觉的经验上搞些发明创造,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逻辑分析和科学实验阶段, 这种情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的熏陶所造成的。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 都主张反观内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 只求其然而不求所以然, 留恋不求甚解, 对主观臆造沾沾自喜。
恩格斯所言:...
篇三：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dquo;李约瑟难题” 之我见 英国学者李约瑟从 1 930 年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历史， 费时数十年编写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 著作， 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 1 976 年，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有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延伸， 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 、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 等问题。
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的确， 从 17 世纪中叶之后，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迟缓。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 6 世纪到 17 世纪初， 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 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 54%以上， 而到了 19 世纪只占 0． 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 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 久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不仅提出了问题， 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 努力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 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 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 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
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 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 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 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 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国内外争论不休， 各有理由， 但没有让大家公认的结论。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科学人才的世界分布问题， 也是必然和偶然问题。
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
天体存在是必然的， 而具体到某个恒星或是行星的产生却是偶然的， 太阳系的产生是偶然的， 地球的产生也是偶然的，地球上适合生物存在的客观条件更是偶然的， 地球上生物的进化是必然的，人类的出现却是偶然的。
当彗星扫过地球时， 大量固体物质在地球引力作用下撞向地球， 这是必然的， 但是陨石落到什么地方却是偶然的， 假若一定要追问“陨石为什么落在此地？ 为什么不落在其他地方？ ” 这个难题无论如何也没有明确答案。
世界上人才的出现是必然的， 但人才的分布是偶然的。
尽管人才的成长受家庭、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 但不可能把偶然变为必然。
父母都是科学家， 子女不一定是科学家， 父母都是文盲， 其子女也可出科学家， 只不过后者出现机率比前者小。
比如彩票中奖， 买的注数越多中大奖的机率越高， 这是必然规律， 但谁中奖却是偶然的， 买一万注不一定碰上大奖， 有人买了两注却碰上了。
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快慢受多种因素制约， 但最关键因素是人才多少。我国古代“天降人才说” 有可取之处。
古人所谓的“天” 有时泛指大自然。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孟子·告子下》）， “天生我才必有用……”（唐·李白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清·龚自珍诗句）， “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 唱词）等， 都是说人才不是神造、 不是人为， 而是自然出现的。
这里说的“天降人才” 实际是指天下人才的地区分布没有必然性， 而是偶然的结果。
科学家是一群特殊人才， 他们不怕苦不怕死， 为真理奉献一切， 至于环境的优劣、 生活的甘苦， 对他们的事业来说起不到决定作用。
再回到“李约瑟难题”，“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这种现象是偶然的， 可以发生在中国， 也可以发生在他国； “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 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 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种现象也是偶然的。
发生在中国没有必然性， 不发生在欧洲也没有必然性。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必须具备一定科研设备， 但成果的获得却带有相当偶然性。
从遥远太空发现新天体必须有天文望远镜， 但有人观察几十年没有发现一个， 而有人可能只观察了几个月就发现了。
总的来说， 哪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多少象征该国科学水平高低， 但这不是绝对的。
我国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不能认为我国科学低人一等， 我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也不能认为我国文学高人一头。
发现一个新的物质粒子就会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物质粒子不能当饭吃， 在我国眼下， 解决 1 3 亿人口吃饭问题的科研成果要比发现几个新的物质粒子重要的多。
“李约瑟难题” 的破解， 只能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角度来分析， 用必然性的思维来判断偶然性问题， 恐怕永远找不到准确答案。
2014-1-8
篇四：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13 年第 8 期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 人类不断地回顾过去， 总结历史。有一种对历史的总结就是基于现有的 “历史事实”提出各种 “难题”，对这些 “难题”的研究不仅为 “难题”本身提供了种种试解，而且也促进了与 “难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李约瑟难题”就是这样的 “难题”之一。自 上世纪 ８０年代起至今， 中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对 “李约瑟难题”的研究高潮，众多专家学者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科学技术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对 “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积极的阐释与试解，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对“李约瑟难题” 的阐释与试解主要体现在对两个问题的探讨上：一是怎样理解 “李约瑟难题”，二是怎样回答 “李约瑟难题”。一、对 “李约瑟难题”的理解１９ ４ ５年，李约瑟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 １￣ １５世纪，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 欧洲在 １６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１ ］１９ ６４年李约瑟在 《当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将这一质疑表述为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 （或印度文明）
中产生？ ”，二是 “为什么在公元前 １￣ １５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 ２ ］后者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对 “李约瑟难题”的表述。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些疑问所探讨的内容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什么中国古代遥遥领先于西方，而近代以来却落后于西方。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后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探索前一个问题，对前一个问题的解答最终也要归结到对后一个问题的思考。
任何难题的提出都会基于某种或宏观或微观、 或抽象或具体的现实需要， “李约瑟难题”本质上就是对 “曾经辉煌的中国却在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的反思，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的反思， 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具体而言：
首先，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防的落后， 而国防落后的最直接与最直观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这就使得中西之间科学技术的差距成为近代以来触动中国人最深刻的东西， 也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最直观、最迫切的问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因此 “李约瑟难题”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广泛重视，能够引起中国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的原因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反思。
其次，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之所以引起深刻反思，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相比较而产生的巨大落差感。
换言之，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 （或印度文明）
中产生？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为什么在公元前 １￣ １５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这一问题的存在。
再次，近代以来，人类对待历史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 而是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系统地回顾历史并规划未来。
任何现实问题都具有历史性，不但有其历史渊源，而且也是在历史中继续展开。“李约瑟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而提出的一个历史学问题， 虽然对该历史学问题的回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并且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回答。
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历史性的回答。总之， “李约瑟难题”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以及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赶超这个大问题下一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子问题。
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 “回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进行系统的历史性的回答。二、对 “李约瑟难题”的各种试解虽然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关于 “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 但无论是对问题本身的理解还是对问题的解答，都不能局限于 “科张晨耕（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
“李约瑟难题”自 产生起就引 起了 国 内 外学者的广 泛重视， 对 “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以分解为 “怎样理解李约瑟难题”以及 “怎样解答李约瑟难题”这两个子问 题。
国 内 外学者从不同 角 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 试解， 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李约瑟难题本质上表述了 一个 “历 史事实”， 应对其进行历 史性的研究， 但其永远得不到 准确 的解答， 而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 “难题”的不断试解本身， 最终， “李约瑟难题”会在历 史的发展中被其自 身的种种 “试解”所 “消解”。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科学技术； 历 史中图 分类号：
C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28 （2013）
08-111 -03对 “李约瑟难题”及其各种试解的思考热点◎111--
市场周 刊学技术”这一狭小的范围内。
现有的对 “李约瑟难题”的试解就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数理逻辑、思维方式等各个角度入手的，形成了一个过于庞杂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这些试解可以概括为两类：
一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逻辑的分析而进行的试解。
二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分析而进行的试解。
前者是内部因素，后者是外部因素。（一）
内部因素有的学者认为，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属于综合性，导致中国人的思维也具有综合性。
而西方的拼音文字则属于分析性的文字，使得西方人擅长于分析，这正是近代科学发展所必须的思维方式。［ ３ ］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既没有向符号代数转化，也没有形成严密的演绎体系，形成的理论只是经验的总结。［ ４ ］并且中国独有的有机自然观阻碍了中国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５ ］在思维方式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东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是形成东西方不同科学技术发展曲线的根本原因。［ ６ ］也有的学者指出， 东西方科学思维方式至少在早期并不存在巨大差异，中西方科学思想具有极大的对应性。
西方做到了各种相反思想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平衡或协作， 而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则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 ７ ］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是 “察异”，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是 “察同”。
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中国科学能在早期领先， 而西方科学却能后来居上的原因。［ ８ ］（二）
外部因素首先，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 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小农经济、 重农抑商和自给自足的观念对数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９ ］李约瑟认为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这种体制最初非常有利于科学的成长，但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因此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 １０ ］此外，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 资金向农业集中，造成工业缺少资金，这是中国未能工业化的真正原因。［ １ １］秦代以来出现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治。
使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因素，如学术、思想乃至教育， 都沦为政治的工具。
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变。［ １ ２ ］此外，林毅夫认为， 在前现代时期， 人口规模的大小是科学技术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 １４世纪以前一直高于欧洲。
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 １７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
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 大概在于中国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 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说进行数学化分析这类事情， 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１３ ］三、对 “李约瑟难题”各类试解的思考首先，无论是 “李约瑟难题”本身还是 “李约瑟难题”所表述的内容，已经成为了一个 “历史事实”，对这一事实的回应必然不— “科学技术”这一狭小的范围会局限在 “难题”所论述的对象——内，因此对其的试解会呈现出 “杂乱无章”的局面，并且很难用一个恰当的标准将其整理归类。其次，很多试解并不是专门针对 “李约瑟难题”本身进行的，并且试解的结果往往促进了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的发展，这也是 “李约瑟难题”的魅力所在。再次， “李约瑟难题” 出现在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方面保证了 “难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研究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也使得其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得到 “消解”。“李约瑟难题”所描述的是一个 “历史事实”，这种事实 “只有一次”的特性使得我们很难科学地证明其存在与发展的 “必然性”以及 “规律性”，这种 “偶然性”始终会困扰着我们对 “事实”的研究，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反证历史的嫌疑。
所以说，对 “李约瑟难题”的 “消解”并不等于对难题的“解决”。
对一个难题的 “消解”，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难题本身不再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或者研究意义尚存，但随着学科的深化与细化以及现实的需要， 难题被分解到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不再专门就难题本身这一狭小的范围进行研究。就 “李约瑟难题”而言，一方面， “李约瑟难题”所表述的历史事实已经被人们所接受， 现实的需求使得人们很难去考虑难题“为什么出现”的问题，更多的去考虑难题 “怎么解决”的问题，人们越来越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
对 “李约瑟难题”人们更多的是抱以一种 “接受事实、寻找出路”的态度，而不再去过多地考虑这一事实 “为什么出现”。
人们对 “李约瑟难题”表现出逐渐淡忘的态度。
另一方面，对 “李约瑟难题”这样的 “历史事实”，对其研究只能从某个单一的学科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下去， 也才能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
因此随着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兴起，这些学科会分解 “李约瑟难题”，分解后的 “李约瑟难题”虽然也是一种对 “难题”的回应， 但更多的是服务于所在学科本身以及研究者想要论证的其他观点。总之，作为一种 “历史事实”的 “李约瑟难题”永远得不到准确的解答，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对难题的种种试解本身，以及这种种试解所产生的对其他学科与社会整体发展的促进作用。
故 “李约瑟难题”会在历史发展中被人们对难题的种种 “试解”所 “消解”。
而这种 “消解”才是 “难题”最好的归宿，也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因此，对于本文所研究的 “李约瑟难题”我们还必须不断进行试解。
只有当其被消解为仅仅是个纯粹的历史学问题的时候，难题才真正得到了解答。参考文献：[1]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2]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自 然杂志,1990, (12) .[3] 李世闻.理性精神:李约瑟问题的钥匙[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01).[4] 梁宗局. 世界数学史简编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455-460.[5] 潘吉星主编. 李约瑟文集 [C].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6] 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M].辽宁:辽宁教育 （下转第 156 页）112--
市场周 刊（上接第 112 页）出版社, 1988:227.[7] 王淼洋.比较科学思想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81-125.[8] 严火其.李约瑟难题一解[J].自 然辩证法研究,2002, (12).[9] 王汝发. “李约瑟难题”数学问题新解[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04).[10] 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自 然杂志,1990, (12)—李约瑟之谜再考察[J].经济研究,2003,[11] 姚洋.高水平陷阱——(01).[12] 张兴国, 张兴祥. 李约瑟难题与王亚楠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研究, 2003, (02).[13]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71-272.作者简介：张晨耕，男，山西高平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上的教学资源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外贸动态， 网上有许多国际贸易实务方面的网站、论坛， 官方网站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权威、 准确的贸易政策， 而许多进出 口业务网上论坛的用 户其实就是从事外贸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大多具有丰富的进出 口贸易的实际经验， 也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 可以让学生以他们为老师， 吸收更多的贸易知识。
如外贸精英网， 就设有外贸论坛、 外贸博客、 外贸知识、 外贸搜索等各种外贸 板块， 供大家学习 、 交流， 获取各种书本的与实践中的外贸 知识， 成为外贸从业者与学生学习的很好的网上资源。二、结合课程特点， 凸显实用性和趣味性《国际贸易实务》是涉外经济与贸易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具体过程，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传统的板书教学方式单调、 枯燥， 制作精良的 Ｐ Ｐ Ｔ可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 霍姆林斯基曾说：
“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
学生思维的发展最先有赖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而制作精良的 Ｐ Ｐ Ｔ课件可以把被感知的对象， 形象直观地呈现出来， 通过音响、 画面、色彩等不断刺激学生的各种感官， 引 起学生的注意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 并且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消化知识。
具体到实务课程中， 在讲到包...
篇五：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26 卷 第 1 期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6 年3 月 20 日 Vol. 26 No. 1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M ar. 20 2006 浅论 “李约瑟难题”臧丕文Ξ(开封教育学院 社会科学部, 河南 开封 475000)摘 要: 近代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科学, 这个 “李约瑟难题”是历史上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民族心理以及科技本身的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 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封闭状态下的自我满足和憎恶新生事物的出现; 文化、 技术的垄断制度和风尚阻碍了 科技的普及;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这一切终于造成了“李约瑟难题”的产生。关键词: 大一统; 重道轻器; 小农经济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9640(2006) 01- 0026- 03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Joseph N eedham , 1900- 1995 年) 在其巨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第一章的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古代中国在几何学方法体系所存在的弱点, 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的发明? 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 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最后, 为什么中国文明未能在亚洲创造近代科学?”这些对他来说很难解释的问题就成了 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
该问题自上世纪初提出后, 随即引发了中外学者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讨论。最早对中国为何无科学发问的是科学社会员任, 任鸿隽于1915 年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他讲道:“秦汉以来, 人心梏于时学, 其察物也, 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择术也, 鹜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
此之不可能有科学,不待言矣。
吾国学者之病, 端在不恃官感而恃心能。其钻研故纸高谈性理者无论矣; 乃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日; 颜习斋之讲学, 专尚三物; 彼固各有所得,鸿隽和王然何其于今日之研究科学者殊术哉。
此吾国无科学之大原因也。
是故吾国之无科学, 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 ”而王 则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专制政治和学术缺乏独立性。1921 年, 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读的论文中指出, 中国人所关注的是人的品质和素养, 对科学问题则是漠不关心。
他们把心思都用在了人生哲学上。所以, 中国人没有科学不是不能为, 而是因为不为。1935 年, 竺可桢认为中国近代试验科学之所以不发达, 一是不懂得利用科学工具, 二是缺乏科学的精神。
抗战胜利后, 竺可桢又对此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阐述。
他说:“中国农业社会的机制和封建思想, 使中国不能产生自 然科学, 而此种机制, 此种思想, 到如今还大部分遗留着。
人民一受教育, 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 不肯再动手。
在学校所习科目, 只问其出路之好, 待遇之丰, 更不计量科目 之基本训练如何, 个人之兴趣如何。
把科学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
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 亦只求科学之应用。
我们提倡科学已近 80 年, 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 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帮人的迷梦, 而使中国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有关 “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再度升温。
金观涛等人在 《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中, 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方法分析到, 西方构造型的自 然观逐步形成了 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 科学与开放型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 使其近代科学发展迅猛。
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 不可能也不会进行受控实验, 大一统型技术不可能形成开放型技术体系, 也就刺激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林文照在 《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62・Ξ收稿日期: 2005- 12- 20作者简介: 臧丕文(1961- ) , 男 (汉族) , 河南开封人, 开封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首先指出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 如重实用、 轻理论, 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 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 缺乏科学实验精神, 而且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
其次揭示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 如迂腐的教育和科举制度, 整个社会鄙弃并禁锢科学技术。
同时, 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也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 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
1997 年, 杨振宁在南京大学作题为 《中国的历史回顾和前瞻: 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的演讲时认为,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 中国这些年中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 思想完全被皇帝所控制。
第二, 传统思想中没有出现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发生正面兴趣)。
第三, 中国长期实行的科技制度对科技发展极为不利。
第四,中国没有严格的逻辑系统。中 国近代为何没有产生科学, 这个 “李约瑟难题”使学者们感慨不已, 大家各抒己见, 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提出了 各式各样的观点, 也都很有说服力。
然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非要从中国古代以来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民族心理以及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上去寻求答案, 因为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 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单从某一方面去解释一种历史现象, 自然会是片面的, 而且缺乏说服力。首先,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古代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基本内容, 这就像一张罗网把人们桎梏在土地上面。
手工业仅仅是农业的附庸, 商品经济受到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而不能顺利发展。
所以, 尽管在明朝中期东南沿海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可它不但要受到自然经济这块巨石的重压,并且还要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的摧残。
明清之际封建专制登峰造极, 封建朝廷所推行的闭关锁国、 特务统治、 文化专制等政策, 使一度出现的近代启蒙文化思潮遭到疯狂的扼杀。
同样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频繁的民族战争造成了社会长时间的不稳定, 这也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运行, 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难确立。
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也就没有开拓市场的需要; 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 也就没有改造或发明劳动工具的动力。
这就是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技术的最根本原因。其次, 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也影响着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将人们的所有认识活动都纳入到道德的范围, 而且社会生活也都以治乱兴衰为中心。
在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倡导下, 人们对政治人事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政府官员们把自己的仕途沉浮看得高于一切, 而社会经济、 科技文化的发展则是无所谓的事情。
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一直叫嚣 “学而优则仕”, 文人政客把科学技术当成 “无益于治”的东西, 谁能做好八股文, 谁就能功成名就, 取得高官厚禄而光宗耀祖。
况且,“技进于道”和 “格物致知”是封建文化对人们认识自然的基本要求, 所以, 人们认识自然也就必然与社会人事纠缠在一起, 科技发明也只是为需要而产生, 这样的科技烙下务实性和感觉经验性的印记自然就不足为怪了。
明清两朝统治者大唱特唱 “存天理, 灭人欲”更是扼杀了 中国人的创新思想, 禁锢了人们献身科学文化事业的活动。
“重道轻器”的思想造成了中国社会轻视科学、 重视功名的风气, 遂使中国古代不可能形成科学探索的气氛, 进而也就不可能出现一支近代科学家队伍, 近代科技之落伍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其三, 长期生活在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的中国人, 其文化心态也表现出了 雍容和稳定的自我满足状态。
这种心态滋养着崇旧排他的封闭思想意识, 对新生事物表现迟钝, 对外来物品极力排斥。明清之际, 西方文化以轻柔的方式传输到中国时, 虽有一些远见之士如徐光启等主张学习西方, 可应者寥寥无几。
相反, 排拒之声则是铺天盖地, 这些人好像是天生就鄙视西方。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 “暗伤王化”的 “奇技淫巧”, 是 “欲举吾儒性命之权”的妖孽。面对先进的西方火器, 他们坚持 “骑射乃满洲之根本”,“凡兵勇者需有宁拙毋巧, 宁故毋新之意, 而后可以持久”的治军方略。
看到西方教士绘制的地图上, 中国的土地既不是最大又不在 “天下”之中心, 怒不可遏的中华群臣重口斥之为 “妄诞”。其四, 中华朝野的封闭守旧性也明显地表现在对文化的垄断方面, 如中国一些生产技艺常常是通过 “祖传秘诀”的形式在家族中流传, 而且是 “传男不传女”。
这不仅影响到了技术的改进、 传播和完善, 而且还容易造成浪费和失传。
中国古代的很多技术和发明都是由于这些缘故, 发明又失传, 失传后再去发明。
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崇旧的小农意识、 偏执排外的民族自大主义, 不仅束缚了中国科技向近代迈进的步伐, 而且还失去了 一次融合世界文化, 取长补短, 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上述情况是中国社会未能在近代产生科学技术或者说科学理论的原因。
其实, 进入近代之后, 中国这个早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弊端便表现为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 人们普遍地漠视时间, 心智混乱, 不知・72・©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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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何物也就谈不上什么精确了; 由于大家死要面子, 且柔顺固执, 因而就遇事忍耐, 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得麻木不仁, 更是缺乏公共精神; 千古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使得人们极端排外, 因循守旧, 安于现状知足而长乐; 封闭且单一的信息渠道以及统治者的伪善表演屡屡被戳穿, 使得人们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相互猜疑, 言而无信已是心照不宣。
这些情形同耗尽精气的古希腊和罗马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 如此精神面貌的人们, 焉能谈得上创新?纵观历史,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着诸多特点,如早熟独创, 断续进行等。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务实性、 整体性和感觉经验性。
中国古代科技具有鲜明的务实传统, 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为实用而进行的, 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国家的实用为先决条件。
中国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是以“受命于天”为依据, 以 “以农立国”为策略, 故长期以来天文学研究具有严格的官方色彩。
无论是历法的制定, 还是星宿的观测记录, 均为满足占卜 天象和“授民以时”之需, 其精度只要能满足农业社会的需要, 政府就不会再去推动其发展。“天人感应”的理论也硬是把天文学纳入到 “应用政治学”的轨道, 这必然阻碍天文学进行科学抽象的逻辑推理。
同时, 统治者严格控制历算研究, 禁止百姓私习天文, 使得中国的学术环境极度封闭和保守, 制约了天文学的发展。农学和地学主要是为丈量土地、 绘制地图和界定政区而服务。
数学更是偏重于算术和代数, 计算的内容和方式皆与当时的社会生产联系密切。
中国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因应 “大一统”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指南针用于航海虽为中国创造过领先于世界的记录, 但大多数时间指南针却被用来 “看风水”、“选茔地”。
火药用于军事虽满足了“代矢石之施”、“作鼓角之号”和 “通斥堠之信”, 但主要用于制造鞭炮和焰火, 以声响和光焰来粉饰 “太平盛世”。
中国古代科技偏重功能的实用性, 必然引导社会轻视对自 然进行抽象理性的研究。
这种对自然只求利用而不求改造的行为, 注定了 中国古代科技不可能进入更高的层次, 并建立起独立的科学体系。同时, 由于受到古代哲学 “天人合一”自 然观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技对自 然的探索往往是与对人和社会的考察结合在一起的, 刻意追求人与天、 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过去, 人们的最高境界便是 “与日月共存, 与天地同辉”。
整个宇宙 “通天下一气耳”,“人副天数”,“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因而提倡 “天、地、 人三才之道”, 也就是把各种事物间复杂的联系和制约关系, 归纳成多层次互相克生的天、 地、 人三大因素群体, 以实现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种整体和谐的生态宇宙观, 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想意识。
它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科技一开始就站在全面、 联系、 辨证和发展的高度去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但在另一方面, 它很容易使人对自然的考察产生偏差, 忽视天与人、 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差别, 不能把自然界当作独立的观测对象, 更不能使自然科学跳出灵魂的王国。
所以, 人伦道德和封建王朝企图垄断一切的思想, 紧紧地束缚着科学的发展。
况且, 中国人过分看重整体, 必然影响对具体细节的思量, 限制了 人们对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进行具体和精确的科学探索。此外, 与早熟的农业相伴而生的中国古代科技一直是在直观感觉的经验上搞些发明创造,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逻辑分析和科学实验阶段, 这种情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的熏陶所造成的。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 都主张反观内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 只求其然而不求所以然, 留恋不求甚解, 对主观臆造沾沾自喜。
恩格斯所言:...
篇六：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19 年第 7 期作者简介：王寒，女，1996出生，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基本理论。李约瑟难题指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代表人类发展新高度的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随着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深入，学界提出了广义李约瑟难题，将对中国近代教育、政治制度、文化发展和秩序建构的分析纳入其中，认为“不仅仅是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欧洲，其他几乎所有近代社会标志的东西都没有诞生在中国，而都是诞生在欧洲”[1]。文章承纳广义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视角，从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视角着手，分析传统农业社会秩序的特点以及基于李约瑟难题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政治秩序的反思，认为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意识建构的变动之中，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给自身的政治秩序建构带来了新的困局。1李约瑟难题：基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秩序建构的反思1.1为何引领：农业社会发展动力的反思农业社会是以土地为核心生产资料的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建构都以土地为核心，国家政治秩序也围绕土地建构，土地成为凝聚国家力量的核心。古代中国，由于土地资源的丰富和土地制度的良性运转，国家实力和国家力量得到有效的聚集，并由此成为东方强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土地帝国，土地政治在社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托土地耕作技术的发展。传统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为决定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1.2为何落后：后农业时代发展核心的迷失明末清初时期，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以宗法伦理秩序为主导，不同的是，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崭露头角。但清朝入主中原斩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得中国丧失了发展新型经济形态的机遇。与此同时，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断绝，中国被严格限制在农业文明之中，社会精神的酝酿也以农业文明为重，生存伦理成为农业中国人们的首要伦理，即以安全第一和最低需求为追求，规避风险和明哲保身意识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流，缺乏应有的冒险精神和扩张意识。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思想阻碍了中国劳动分工的深化，使得中国一直延续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模式，并在传统中国中在以土地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秩序的建构中起到决定作用。2秩序变迁：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困局2.1宗法等级秩序解构：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近代困局随着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治诉求增加，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逐渐加速，宗法等级秩序的存续受到影响。梁启超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2]，指出中国变法则兴，不变法则亡国灭种，基于此，他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而其首变之法在于实行宪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政权组织形式、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秩序和人际关系协调等方面有意识地解构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秩序。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州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3]，由此可以看出，改变晚清传统的等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要任务。宗法等级秩序的解构成为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近代困局。2.2契约规则意识建构：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变迁的新方向近代中国的契约规则意识主要解决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独立、复兴和中央政治权威重构的问题，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契约规则意识的建构，激发民族独立意识，解构传统宗法伦理秩序，建立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由于近代中国契约精神培育的不足，契约规则意识的发展尚不成熟，未最终建构成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社会核心秩序。因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为重构被清室遗失的国家中央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将秩序建构放在国家治理的首要位置，试图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或者革命解构传统的宗法伦理秩序，建构一个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契约规则秩序。3契约规则意识：中国近代秩序建构前的价值反思3.1规则的选择：伦理还是契约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建构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而宗法伦理“在本质上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情伦理，它是农业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4]。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伦理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秩序规则选择上以宗法伦理为先。近代摘 要：近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变迁在本质上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过程，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瓦解了传统伦理主导型社会唯等级秩序论的特征，转而寻求契约主导型社会中的契约规则秩序建构。李约瑟难题为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对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进行价值反思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中国进行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探索，认为近代中国对政治秩序建构的探索，开启了中国政治秩序核心理念现代化的道路。关键词：李约瑟难题；政治秩序；建构；宗法伦理秩序；契约规则秩序李约瑟难题与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 — 一个广义的分析视角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王寒HEBEINONGJI河北农 机普法·交流113万方数据2019 年第 7 期社会是以契约规则为主导的，近代政治发展的特点在于提倡法律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法律成为政治秩序建构的第一要义。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经历着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契约规则意识建构的过程。由于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更在于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备”[5]，而宪政在西方诸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将契约规则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指导原则成为各阶级的选择。3.2制度的反思：族权还是法权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所具有的农业发展优势，使得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停留在农耕文明之中，所以传统中国“国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二元对立的契约关系，而是一元的伦理关系，即国君始终是血缘氏族的族长和拟血缘国族大族长”[6]。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核心为宗法制度，传统政治秩序是族权和政权结合下的伦理秩序。而到了近代，西方的强大在于重视人民的力量，重视契约关系的建构，归根结底是注重法权在国家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体现在族权的解构和法权的建构上，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摸索、建构中国政治秩序近代化的道路。经过探索，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要摒弃传统的族权，建构符合近现代社会发展形态的法权，使法权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4契约规则秩序：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的新探索4.1权威重塑：中央权威的探索在近代中国，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加之清室政权中央权威的削弱，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了解决中央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近代中国先进的阶级或阶层主张打破原有的宗法伦理秩序，用选举制代替传统的世袭制，建构一个符合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政治制度，从而重构逐渐丧失的中央政治权威。因此，对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批判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建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在近代政治秩序建构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他们立足西方经验，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政治秩序建构主张，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政体、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政体、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一切政权和权威的主张、吉尔特社会主义的职能民主制主张以及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等。虽然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出路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各阶级、各集团的思想家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当前最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上”[7]，这一举措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和制度变革，在社会中形成了宣传民权、倡导政治制度革新的政治潮流，最终使得人格化的国家权威丧失存在的基础，而制度化的国家权威日益获得人民的认可，从而推动近代中国宪政主义国家的产生。4.2制度变革：社会制度的探索近代中国进步各阶层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逐渐摒弃传统的唯等级论，着力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诸方面进行近代化的秩序建构。政治制度方面，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面对清室政权削弱、中央权威和政治合法性衰退的局面，依据西方经验，进行近代化的政治秩序建构，试图建构一个符合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政治制度，从而重新树立逐渐丧失的中央政治权威。经济制度方面，打破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进行经济制度创新，以变革传统的经济秩序，推动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建构适合近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秩序。文化制度方面，主张发展新式教育，倡导资本主义竞争文化，将教育作为立国之本。5结论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瓦解了传统伦理主导型社会唯等级秩序论的特征，转而注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系的多维度协调发展，将政治秩序视为有机的系统，并且在资产阶级根据阶级需求提出治国理政思想的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也逐渐兴起。因此，近代中国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逐渐解构、近代资本主义契约规则秩序萌芽发展和没落、无产阶级政治秩序建构理念产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解构为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产生壮大奠定了基础，而近代资本主义契约规则秩序的建构催生了无产阶级的工农一体化秩序，并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秩序建构思想。参考文献：[1]钱兆华,何媛.李约瑟难题·半李约瑟难题·广义李约瑟难题[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27(5):70~73.[2]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变法通议”卷。[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234.[4]张龙辉.中国类利益集团规制场域核心转移：有伦理介入到契约治理—— — 基于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3):63~71.[5]张睿丽.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3):65~68.[6]汪兵,汪丹.皇权·绅权·族权—— — 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38~45.[7]宝成关.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 兼论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J].政治学研究,2012(3):20~31.普法·交流HEBEINONGJI河北农 机114万方数据
篇七：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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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探析 李佳桐 西安高新一中沣东中学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然而，从 17 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本文就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探究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小农经济；闭关锁国
一、何为“李约瑟”难题？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我国古代史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世界闻名遐迩，甚至指南针技术为西方国家的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美国学者坦普尔写到：“如果诺贝尔将设置在古代中国设立，那么各项奖金的得主，将毫无疑问的都属于中国人。” 为什么近代的工业革命大潮却不是在中国兴起呢？本论文根据这个问题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探析。
二、李约瑟难题产生的背景 在中国古代，农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这种前提下，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以农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人类大文化的长河之中的。除此之外，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差别决定了中西思维方式和心理意识的不同。但是就是这种传承的人与自然的所谓的亲密感，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自然不能去征服。所以反科学的因素不可能出现在这种主流之中，“李约瑟难题”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开始孕育生长。
三、原因分析 李约瑟在其著作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1）中国不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念；（2）中国人的发明更多是为了方便使用，也不会探索隐藏在背后的科学知识；（3）中国科举制度的存在扼杀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
其他学者也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心理学和哲学层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思考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和吸取经验教训有积极意义。即本文基于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去探索“李约瑟难题”的原因。
（一）政治方面 1.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类似于今天的高考制度，是政府选拔人才的衡量标准，只是古代的科举制度同今天高考制度的不同是，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的束缚了古代青年人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所需要的创新能力培养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科举制度下选用的人才主要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他们也只能在文学和理论上有所成就，但在此制度体制下是很难培养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科举制度使我国的教育方式主要以大量的灌输为主，学生缺乏专业的思考问题的能力。
2.闭关锁国政策 自清朝末年以来，近代的中国由于清政府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遭受到了丧权辱国之痛，也严重的阻碍了我们各个方面的日趋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的向前发展，甚至成为挨打的罪魁祸首。
3.家族制度 中国特有的家族制度使得秩序意识在国人心中不断深化。自古以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在不断的传承并遵循着固有的家族制度，纵然他们也未意识到这样的制度桎梏了人的思想，极大的压制了人的创造潜意识，使人们不敢创新，从而形成了一味顺从的性格。
（二）经济方面 1.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我国古代人们十分重视农业的经济制度，并且当时的人们将商人视为下等人，这些对商品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严重阻碍了社会工商业的整体发展。这些苛刻的条件都阻碍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萌芽发展，从而使我国丧失了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
2.小农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人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也使得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思想和思考的不同。但也是这种代代相传的人与自然的亲密感，使当时的群众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不可违背自然。养成一种固有的民族心理观念，认为安于现状即是最好的状态，不用探索和创新。同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也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从心底不想改变，不想革新，觉得事物是一成不变的。
（三）文化方面 1.农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重视农业的国家，在农业文化上对经验以及实用技术的偏重，这导致了中国的传统科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有很强的适用性，但在科学方面的探讨被忽略了。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需求，而医学方面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强身健体，数学研究的《九章算术》中的数学计算固然出色，但也只是数学运算方面的经验总结，并非从实际问题之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称得上是经验。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古代人不注重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概括认识主体，使之提炼成科学。
2.思想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主要的思维观念，不注重思维的理性的研究和系统性的整理，而是“拿来主义”的现用。而工业革命为什么最早开始在西方开始呢？是因为西方善于发现和探索未知，他们注重哲学思维的辩证，注重探索现象背后的真理，或许也是靠近海边的他们，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影响了他们开阔的思想文化。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思想长期受专制制度的奴役，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从而致使中国无法对自然变化做出进一步系统性的哲学解释。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近现代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由诸多原因的，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当代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以及开放型经济制度。同时，我们应该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快培养人才科技化的步伐，加大对大众科技兴国理念的学习和培养。只有这样，科学技术在我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中华民族才不会在科技领域落后于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李文捷.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J].现代农业研究,2019(8). [2]王寒.李约瑟难题与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一个广义的分析视角[J].河北农机,2019(7):113-114. [3]孙永超.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李约瑟难题”的启示[J].才智,2014(36):308-308. [4]夏冰.从“李约瑟难题”中看科学技术为何止步不前[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2(2):284.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科学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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