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2篇《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SHlHAIZHENWEN撕青年》出版始末惭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刊时用的是《青年杂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2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l HAI ZHEN WEN撕青年》出版始末惭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刊时用的是《青年杂志》的名称，《青年杂劫改换为蜥青年》后一开始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的。从《：青年杂勘到(嘶青年》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了上海后，决心从文化启蒙人手发动思想革命，并着手筹办一份青年杂志。办刊物就得有出版人，因此陈独秀就去找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民国著名出版家)。陈独秀提出准备在上海办一份杂志，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理念传播到国内，以改变国人愚昧和落后，想请汪孟邹为发行人。因当时亚东图书馆刚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的确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因此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两位朋友，兄弟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带你去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在汪孟邹的推荐下，陈氏兄弟爽快地应承了此事，并且承诺每期提供200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一月一出。就这样，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勘于1915年9月15 El出版了创刊号。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对青年提出六点见解：自由的而非奴隶的；56老更籍粳·2021年第5期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由于《青年杂志》创刊号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000份创刊号出版发行后，被抢购一空。《青年杂勘问世不久，群益书社突然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群益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雷同，应该尽快更名。其实《青年杂志》和仕海青年》区别非常明显，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名字也完全不同。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态度强硬，作为出版方的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陈独秀将杂志改名。陈独秀接受了陈氏兄弟的意见， 《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第六号之后停了6个月时间。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 《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更名后的《新青年》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媾斤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1916年1 1月26 El，亚东图书馆在北京招股和募集资金，汪孟邹和陈独秀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中西旅馆64号房间，并曾去看望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尹默。12月26日，游学欧洲回国不久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打算寻觅一些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来北京大学任教。当在沈尹默那里得到陈口文／王树仁独秀正在北京的消息后，就于上任的当天上午前去拜访陈独秀，要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却没有“应聘”。在交谈中，陈独秀说了不来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的两点原因：一是自己从没在大学上过课，没博士头衔也无教授职称；二是自己是惭青年》主编，一个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蔡元培听后当即表示：一是可任专职学长，不给学生上课，来了后可办有关教授职称手续；二是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来办。就这样，陈独秀答应了蔡元培的“邀请”：“我回沪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从上海来北京大学上任后，蔡元培安排他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在陈独秀寓所东院的北三间房是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三间房则是惭青年》的编辑部。陈独秀还邀请一些教授和学者参加编辑部的工作，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胡适、高一涵等。1917年8月，《新青年》因故停刊，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断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迄今发现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复刊出版第四卷一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新诗被刊万方数据
SHI HAI ZHEN WEN登在上面。这9首诗中有胡适的4首、沈尹默的3首、刘半农的2首。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变为大家一起编刊，并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不久鲁迅也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其间，《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将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带入北京大学。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j匕京市民宣勐传单时，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狱。《新青年》因此停刊近半年。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9月16日，陈独秀取保获释。1920年2月，为避免陈独秀再遭拘捕，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到相对安全的南方。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俩人共同商议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从而为党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仍保留蜥青年》北京编辑部。从12月的第七卷第一号起，《断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成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抵达上海后，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居住。这里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5月1日，蜥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址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鼢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傲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9月1日，从北京迁回上海编印的《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从这期起， (撕青年》便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把《新青年》改办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一大贡献。《断青年》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供产勘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正式准备。《新青年》在广大青年普遍迷茫、关心中国出路在何方的时刻，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受到读者欢迎。杂志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一代新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年末，胡适曾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撕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9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对新青年的编辑事宜做了安排后，12月16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高一涵，重申：
“惭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不久，陈独秀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 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安定下来。1921年2月1日，由于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 倒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租界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没收了《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的全部稿件。其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主张移粤印刷。同年4月，《新青年》从上海迁移到广州昌兴街26号、28号继续出版。《断青年》自第八卷第六号开始由广州新青年社印行。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却被选为中央局总书记。9月中旬，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这时又住在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人。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图书馆。因为回到上海后，上海的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所以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10月4日下午，多个法租界巡捕闯进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把陈独秀和他的夫人高君曼及正在此处的包惠僧、杨明斋和柯庆施等五人押上警车，押送到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马林2021年第5期·芳冀能攮57万方数据
SHl HAI ZHEN WEN(共产国际代表)知道陈独秀被捕后，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10月19 Et，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10月26日，陈独秀出狱。1922年7月， 蜥青年》出至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1923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蜥青年》，创办缅锋》期刊。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把筹办、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瞿秋白(后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中共中央领袖。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1935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广州问世，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主编瞿秋白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的一句话是“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该刊在题为《新青年之新宣言》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藉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面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瞿秋白译的《国际哥鼢的中文歌词，也首次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创刊时，编辑部几乎只有瞿秋白一个人，他不仅组稿编稿写稿，而且担任美术设计、校对等工作，此外还要经常跑印刷厂。瞿秋白主编两期后由于工作变动暂离主编岗位。1924年7月后， (撕青年》由陈独秀、彭述之主编两期后，再次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决定蜥青年》由季刊改为月刊，仍由瞿秋白主编。但由于人力和经济上的困难，未能按月出刊，《新青年》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先后一共出了5期，至1926年7月，因北伐战争而停刊。在惭青年》恢复出刊的三年9期中，瞿秋白主编了其中的7期。瞿秋自主编蜥青年》期间，始终坚持党的办刊原则，以马列主义作为编刊的指导思想。他把列宁、斯大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作为编发文章的突出内容，这方面的文章多达22篇。他特意把创刊号办成“共产国际号”专刊，编发的15篇著作和译文都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蜥青年》改为月刊后，瞿秋白把第一期编成“列宁号”特大刊，更集中地宣传阐释列宁和列宁主义理论。到撕青年》终刊号时，瞿秋白又推出“世界革命号”特大专刊，有20余万字，分量相当重。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坚持马列主义的编辑导向，用世界革命的宣传推进中国革命的胆识与气魄。瞿秋白主编《新青年》期间，还在惭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国永遇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0周年寰宇如画红船如诗千里关山 万里长征人民当家社会主义旌旗动 改革开放58雳更艇糍 ·2021年第5期口文／何风劲草星移斗转豪气冲霄汉欢呼民主政权实事求是发展不忘初心反腐倡廉固本强基学党史牢记使命脱贫攻坚民族复兴惊叹百年新时代绘鸿篇愿景中国梦圆神州俱欢颜换了人间万方数据
篇二：《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桑兵摘
要
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都以《新青年》为发端和动因，实则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由国民党、江苏教育会联手发动，以延续五四风潮冲击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未竟之业，用文化运动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的社会运动。《新青年》同人中，除陈独秀、李大钊予以呼应鼓吹外，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甚至认为使得新思潮运动变质，其余成员也不以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为然，文字言论几乎没有响应，行动也相当疏离隔膜。只是在反击章士钊和学衡派的攻击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辩护。不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上的确受《新青年》的影响，并将新思潮扩展到全国和社会各界，舆论又将《新青年》同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顺序，变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倒置叙述，掩盖了《新青年》内部分歧所体现的近代中国两种不同趋新取径的矛盾冲突。关键词
《新青年》 新思潮 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 胡适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5-0163-22胡适过世后，蒋介石所题挽联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尽管两人生死对头，坊间学界，都认为挽联之于胡适的一生，概括极为恰当。然而，胡适虽然被奉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只认可“新思想”，对于“新文化”以及“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现行的历史叙述，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连为一体，概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具体的历史表述和逻辑演进，却是说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普遍认为以《新青年》为起点，具体又有以《青年》杂志创刊、改名为《新青年》以及编辑部迁到北京等时间节点为依据的不同判断。这样的分别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表现之一，从 2015 年起，至 2019 年，每年都有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学术活动，不禁令人心生疑窦，到底何时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事实关联，很早就有学人提出质疑，认为查阅各种史料，在 1919 年底以前，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因此，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而不是由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五四运动。① 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是被运动起来的运动。
②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是在 1919 年 7 月由国民党人吴稚晖提出，紧接着国民党人戴季陶又提出了新文化运动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在江苏教育会的主导下，江苏全省范围以中学以上学生演讲竞赛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很快成为各种趋新报刊的舆论焦点以及各地师生进行社会鼓动的主要内容。事实表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不 ①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65 页；邓绍基：《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第 14 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69 − 75 页。②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后收入《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为第一章。163
是《新青年》，而是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与此密切相关的蒋梦麟看似代表北京大学，但原来与北大毫无渊源，实际上是江苏教育会的人。① 由此可见，原来通行的历史叙述，形式上时空两面均有可议。《新青年》既非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北京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时空的改变必然引起内容的变化。依据上述事实，《新青年》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重新检讨。因为继续沿用原有的叙述，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会模糊《新青年》内部的分歧，扭曲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从而导致对这一重要历史的误读错解。一、自称：《新青年》同人的两歧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青年杂志》的创刊还是改名为《新青年》以及编辑部迁到北京，都不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因为陈独秀被捕入狱，停刊五个月，未能对新文化运动发生即时影响，因而也没有能够构成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性事件。能够清楚展现《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除了刊物本身，就是办刊同人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从创刊到改名再到编辑部迁移，直至 1919 年 12 月以前，《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过“新思潮”“新思想”“新文学”“新文艺”等等概念，唯独没有“新文化”，更没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新青年》刚好停刊，以《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从内容上或有讨论的余地，从概念和形式上，却没有可以支撑的直接证据。只要不是简单地从内容上想当然地将一些论述等同于新文化，就发生衍化的历史事实而论，无法找到《新青年》鼓动起新文化运动的有效论据。于是，检讨办刊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就成为探究《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联的重要凭借。全面梳理检讨《新青年》同人的相关文献，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和私密性的书信、日记，很快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却不免有些困惑的情况，除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外，其他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都很少提到新文化运动，既没有即时的记载，事后也不大谈及相关问题。而李大钊虽然言及新文化运动，却并非在《新青年》上面。这显然与《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鼓动者的形象大相径庭。况且，陈独秀与胡适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鼓与呼，胡适则不仅公开声称没有新文化运动，连新文化也没有，而且反对参与其事。只要不预设《新青年》催生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将自以为是的言论当成新文化，因为之前被广泛征引的各种文字言论在胡适等人看来只是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学、新文艺，而非新文化，就不难做出初步的判断，即《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其实相当疏离或隔膜。其中陈独秀的热情洋溢不过是一个异数，并不能代表《新青年》同人乃至刊物的整体取向。至于疏离或隔膜的前因，各自有别，后文将进一步分别讨论。概言之，这些差异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更缺少沟通协调，只能各行其是，而无法展现整个刊物明确的共同倾向。胡适是《新青年》同人中，明确且公开不赞成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代表。1920 年暑假，他到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学员有七八百人，来自全国十七省，胡适自己说：“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实际情形却是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 “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②回到北京后，胡适在家中听来访的蒋梦麟谈起“近年所熟闻之新文化运动”，胡适表示：“现在简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连文化也没有。”③ 蒋梦麟正是催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而且与另外两家发起者即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5 May 2020 ①桑兵：《“新文化运动”的渊源流变 − 缘起篇》，《澳门理工学报》2015 年第 4 期。②《胡适之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 696 号，1920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③野云：《纪北京大学始业式》，《申报》1920 年 9 月 14 日，第 6 版，“国内要闻·北京通信”。164
江苏教育会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早在 1919 年 9 月，他就认为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具体主张为“改良社会，创造文化”“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形成文化的怒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①听了胡适的意见，蒋梦麟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两天，1920 年 9 月 11 日，北京大学在第三院举行始业式即开学典礼，② 蒋梦麟致辞中提及此事，并临时请在场的胡适详细阐释。抱病出席典礼的胡适叙述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的经历，并再次强调：“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③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适坚持了不短的时间，1924 年 7 月，他应邀到大连满铁的暑期大学演讲，原来自己拟定的演讲题目是新思潮，可是被组办单位改为“新文化运动”，所以胡适演说开始即申明：“今日讲题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这几个字本不是兄弟拟定的，原本叫新思潮来者。不过当时有几种杂志谈文化问题，对于社会、文学、政治、教育等制度一切愿加改革，因此就叫做新文化运动了。”④ 可见直到此时，胡适心中仍旧不以“新文化运动”为然。胡适的大连讲演，虽然本意不以新文化运动为题，可是勉强能够接受，已经不再完全排斥，所以将新文化运动概括为三个主义，第一义是“对于固有文化，加上新的估价。估价者，估量其价值也。”二是 “估价之后，加以改革。”三是“新文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要用求是的精神，追求真理。最后一个字， “就是‘干’”⑤。与胡适根本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先是热烈响应，继而全力鼓动。1919 年 10 月陈独秀出狱后，独力接管《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蔓延的动向，立即着手纠正《新青年》同人自外于运动的漠然偏向，在他主编的《新青年》1919 年 12 月 1 日第 7 卷第1 号上，撰写发表了多篇文字，在这份被指为催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上几度使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并在同期发表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指章士钊鼓吹的新旧调和论“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狠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⑥，旗帜鲜明地站到新文化运动一边。这一期的“随感录”都出自陈独秀之手，明确抨击南北旧势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新青年》首次表态赞同新文化运动，但是显然只能代表陈独秀本人的意思。1920 年 l 月 11 至 12 日，陈独秀在长沙《大公报》连载长文《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正面告诫 “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新文化运动不要局限于办报出版，不要空谈谩骂，要用学理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不以新文化运动作射利的器具。⑦ 到上海后，陈独秀于 1920 年 3 月 20 至 26 日在青年会、沪江大学和南洋公学连续举行“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演讲，短短一周之内，就从赞同者升格成“新文化运动巨子”⑧。陈独秀还将几次演讲词进行认真整理并大幅度充实，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正式发表于 1920 年 4 月 1 日的《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使得原本相对疏离的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迅速拉近了距离，内心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暑期南京演讲时被听讲者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中心，与陈独秀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新青年》刊载的几篇与新文化运动直接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①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新教育》第 2 卷第 1 期，1919 年 9 月，第 19 − 22 页。②关于此次开学典礼举行的日期，各书记载较为混乱。9 月 13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691 号所载“本校开学纪略”明确记载：“本校开学礼已于十一日（星期六）举行。”只是各人的演说词从 9 月 16 日起陆续刊载。③《胡适之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 696 号，1920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④《胡适讲演“新文化运动”》，《盛京时报》1924 年 8 月 2 日。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续辑》，《民国档案》2008 年第 3 期，第 5 页，改题《于大连中华青年会所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演讲》。⑤《胡适讲演“新文化运动”》，《盛京时报》1924 年 8 月 2 日。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续辑》，《民国档案》2008 年第 3 期，第 5 页，改题《于大连中华青年会所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演讲》。⑥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 1 日。⑦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大公报》（长沙），1920 年 l 月 11、12 日，均第 7 版，“研究”。⑧君豪：《名人演说》，《申报》1920 年 3 月 26 日，第 14 版，“新闻拾遗”。165
相关的文字，全都出自陈独秀之手。陈独秀与胡适对待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反差如此巨大，关键究竟何在？从两人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辩中可见一斑。胡适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承认“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动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达到新文化运动的程度。“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① 而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 是普及，“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他，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第二种趋向是提高。“提高就是 − 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 − 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在胡适看来，由高深的学问创造出新文化，才能带动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他明确宣称：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一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