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和精神分析（2022年）,供大家参考。
政治和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对个体人格的常见神秘行为和情感的理解， 提供了一把钥匙。
它已表明这一非理性的行为和情感， 是某些本能冲动的结果。
行动者对这些冲动常常是无意识的， 但他／ 她却不得不受其制约。
因此， 似可推论， 精神分析也提供了一把可以理解相似情形的社会行动和非理性政治事件的钥匙。
人们可由这样一个事实出发进行正确的推论：
社会由活动的个体构成， 而他们所服从的无非是可由个体人格分析展示的各种规律。
人们很容易看出， 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非理性的、 本能决定的强迫行为， 并很快试图分析宗教仪式、 教义、 战争、 某些流行风俗和许多其他明显地带有非理性色彩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 很多地方人们走得更远。
人们相信社会事件， 犹如个人精神病行为， 不仅可以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 甚至社会的缺陷和罪恶也可以被消除， 就象个人精神病症状和性格特质能够被消除那样。
例如， 永恒的和平也许可以通过对大众的分析来获得， 即通过“分析掉” 人们的盲目攻击性来获得。
这的确是一个很诱人的前景！
但是， 至于它是否真实， 以及分析观点可以在理解社会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 将在下文予以扼要阐释。
让我们回忆一下用于分析地解释个体人格的方法， 这一方法可以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从生活－命运（ life-fate [Lebensschicksal] ）
的驱动结构来解释， 只需加上一点， 儿童早期的经历在后来的人格发展中具有特别的决定作用。
此外， 在这个方法中， 个体的性格构成（constitution）
与被弗洛伊德称为“补充系列” （supplementary series [Ergaenzungsreihe]）
的生活－命运有一确定的关系。
性格构成与经历这两个因素， 决定了驱动结构。
如果不是在个体而是在社会层面上处理心理事件， 方法必须是相同的。
这里， 同样地， 任务是从所研究群体的共同生活－命运来解释共同社会心理态度。
在这里特别具有精神分析意味的是， 将许多感情和理想都归因于生理层面的里比多的挣扎， 解释被隐藏和被歪曲的无意识心理内容的表征， 以及将成人的情绪态度和那些造成并巩固它们的因素联系起来。
什么是“共同的生活－命运” ？ “共同的生活－命运” 就是在个体生命中， 超越个体差异的生活环境， 它决定社会某一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条件。
这首要地就是群体生活其中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环境。
对于社会而言， 经济的确是它的命运。
如果我们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心理学必须尝试从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社会心理现象， 那么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来构想的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方法有何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从经济条件解释社会事件。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 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 他们自己也就怎样。
因此， 他们是什么样的，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 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 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 从事活动的人们， 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
的制约。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②1 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 本文原名”Politics and Psychoanalysis ”,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213-218.
1 译文参照《德意志意识形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第 25 页，
30-. 31 页。
——译注。
初看起来， 精神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多有相合处。
实际上， 这两种理论在一个方面是在说相同的东西， 具体地说， 是在对意识角色的评价中。
这两种理论都废黜了 意识的王位， 在这一王位上， 意识似乎引导人们的行为， 表现他们的情绪。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令人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存在某种一致， 那么更进一层的问题， 即有关决定意识的动力的问题，看起来很快便破坏了这可爱的一致。
有关两种理论的庸俗概念表明， 在决定意识的动力问题上， 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假定，是经济利益和获利兴趣首先决定了人们有意识的行为和感情， 而精神分析则把相应的角色归于性。
甚至像罗素这样一位作家， 还在我们刚刚刻画的庸俗概念内用一个非常诙谐的比喻比较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他说“蜉蝣在幼虫时只有吃的器官， 但当它变为成虫时， 它就只有繁殖的器官而没有吸收营养的器官了。
它不需要这种器官了， 因为在这一时期， 它只活几天。
如果蜉蝣会理性思维， 将会发生什么呢？ ‘作为一只幼虫， 它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一只成虫， 它是弗洛伊德主义者’ 。
罗素又说， 马克思（不列颠博物馆的书虫）是幼虫哲学的典型代表。
罗素本人对弗洛伊德更感兴趣， 因为爱的快乐更容易被接受， 他对赚钱或由干巴巴的老男人搞出来的正统经济学一无所知。
”③ 显而易见， 这一陈腐的概念是由对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解所致。
就精神分析而言， 错误概念的产生， 首先不是因为弗洛伊德将主要作用归之于自我延续的本能和被理解为不限于性器概念的性驱力， 而首先是因为， 正如已经解释过的那样， 弗洛伊德从他／ 她的生活－命运对其所继承的本能的影响， 来解释一个人的驱动结构。
只要深入思考一下， 我们也可发现上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概念之悖谬。
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一个心理学理论。
它的概念有一个唯一的心理学预设， 具体而言， 即：
历史是由人们创造的，以及人们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必要性而行动。
然而， 不能在心理学的范畴内——即不能用个人的经济利益或者获利兴趣等——去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 而应该将其解释为一种代表所有人类行动条件的纯粹的社会经济现象。
因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人们并不关注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利益， 而是关注人类生活所有表现形式、 包括最卓越的文化成就的经济条④既然人们想要生存和爱， 他就必须为满足这些需要而积极行动。
如何行动不仅取决件。于他们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构造， 也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特征， 特别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 不仅社会和政治现象， 并且意识形态现象， 都依赖于经济条件。恩格斯(在著名的 1893 年 7 月 14 日信件中）
明确指出：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 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2在此过程中， 另一个问题“被忽略了 ， 即这些观念是由动， 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
”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
基于这一点， 精神分析的的研究工作开始了。
精神分析能够说明某些经济条件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机制以及如何产生出某些意识形态的结果； 精神分析能够提供有关意识形态的事实是怎样取决于经济事实的信息。
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条件出发， 通过人的头脑和心理， 达到意识形态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 它运用的无非是个体人格的分析方法：
从生活－命运来解释驱动结构。
驱动结构， 人们应该理解为一个阶级、 民族、 职业等所特有的情感态度的总和， 而生活－命运， 则是这同一些群体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地位。
精神分析能对社会学提供一些重要的帮助， 因为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绝不仅仅是由机械的和理性的要素（国家权力的强制、 相互的自我利益等）
所形成和保证的， 而同时也是社会当中， 特别是各阶级成员之间一系列里比多式的关系所决定的（例如， 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幼稚的依附关系以及连带的畏惧心理）
。
每一种类型的社
2 译文参照《恩格斯致弗· 梅林》 （1893 年 7 月 14 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 第 500 页。
——译注。
会， 不仅有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而且也有它自己具体的里比多结构， 对根据经济先决条件可预期的发展过程的偏离现象， 最终可由精神分析得到解释。
不言而喻， 对社会心理现象的分析， 与对个体人格分析一样需要对生活－命运的透彻而全面的了解。
在实践上， 这意味着对所分析群体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地位的确切把握。同样清楚的是， 将社会心理现象类比于精神病症状， 或者试图根据后者来解释前者， 与在解释一个人的症状、 性格特征或梦境时， 纯粹靠类比其他的、 先前的分析案例而不顾他的生活－命运及其生活情境的做法相比， 其价值甚至更少。
如果在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中已经这样确立了恰当的分析方法， 那么， 希望精神分析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政治－社会疗方的想法， 也许并不是那样不现实。
只要人们能够使社会意识到其行为的无意识和非理性的意义， 人们就有理由期望， 社会能够消除所有不恰当的行为。
但是， 尽管这一前景是如此诱人， 它却经不起更加细致的审视。
精神病反应的本质方面是什么？ 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通过分析疗法治愈？ 问题肯定不在于非理性的和本能的行为与情感本身， 而在于那种与整个人格的真实要求和需要相矛盾的心理行为， 即那种由持续的内驱性反应所调控的行为， 这些内驱性反应曾是其童年的适应性行为， 但却早已失去了它们的调适性和功能性。
精神病可以表征为一个病理性障碍的特殊病例， 这种障碍是由于机体对新生活环境的调整能力有缺陷而造成的。
分析疗法试图回到那些被压抑的情结（fixations）
， 使造成纠结的原因再次被意识到， 通过这样做以使得现在已经强化和成熟的人格自我能够克服那些它以往所不能面对的经验和印象。
因此， 分析疗法的目标是消除调适不良的和时序错位的行为方式， 并代之以适应现实的适当行为。
为什么对大众的治疗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 大众不是精神病患者。
当然它也会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强烈情绪反应， 如爱、 恨、 尊敬、 蔑视、 欢乐、 悲伤等等。
当然， 大众的情绪态度也可以被解释为某种形成于儿童期的态度的延续和重复。
但是， 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 哪种情绪态度在群体成员中占主导， 依赖于大众真实的生活条件和那些条件的变化。正如一个人对所爱的亲人的亡故感到悲伤， 或者一个下属对折磨他的上级感到愤怒， 既不能称之为“精神病” 也不能通过分析而“治愈” ， 同样地， 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其压迫者并在斗争中发泄强烈的虐待冲动， 也不是精神病。
另一个例子是， 一种新的宗教信仰， 如早期基督教的出现， 不是一个病态的现象。
病态现象可以由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在童年期的某种挣扎的困扰来解释； 而早期基督教则是在罗马帝国内对由政治经济条件所造成的农民－无产阶级的贫困而作出的适当的情绪反应。
再强调一遍， 对所有诸如宗教仪式、 反叛、战争等现象， 不出现本能的心理反应——这是早在儿童期就已形成的——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没有武器不能发动战争一样）
， 尽管这情绪态度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性质， 但它们何时何地出现却是社会变迁的结果； 那些社会现象并非是前文界定意义上的纠缠于婴儿期情结的调适不良和精神病反应。
大众的准精神病行为， 是对当前的和真实的——虽是有害的和不合宜的——生活条件的恰当反应， 不能通过“分析” 它们来“治愈” 。
相反， 它要求转变和消除那些生活条件。
一个人确实能借助精神分析来更好地理解一系列政治现象， 但是相信精神分析可以代替政治却是致命的欺骗。
这种断然拒绝将精神分析作为改变社会条件的一种方式的做法， 在一点上需要做出修正。
在社会生活中，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某些制度的变革失败了， 不是因为现实环境阻碍了变革， 而是人们心中的某种幻觉阻止人们这么做， 而在导致这种幻觉的真实环境消失之后， 幻觉对人们仍然合适。
意识形态的上层结构通常比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持续更长时间。
由于精神分析在理论上适合于对某种社会相关幻觉的产生进行解释， 它在特定的社会
环境中可以发挥一种政治功能， 这也可能是它被社会的官方机构排斥， 尤其是被科学界的官员所排斥的主要原因。
精神分析和政治，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关系包含很多上文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只是尝试纠正最初级的误解， 同时也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抛砖引玉。
注释
①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Moscow， 1964）
， p. 37。
② 同上， p. 38。
③ Karl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 1927）
， 第Ⅰ 卷， p. 341。
④ 卡尔 . 考茨基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1927）
第一卷中清楚而直接地注意到了这一差别， 但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却并不总是遵循这一观点， 甚至在此所引用的文章中他也没有应用一个更加正确的精神分析的概念。
（朱 建、 张 钰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