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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 简单讲就是我们党如何打败国民党， 如何取得全国政权。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今年是党成立的九十周年，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重温党的历史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1921 年我们党成立， 当时毛主席是 28 岁， 1949 年新中国建立， 当时毛主席是 56 岁， 也就是又过了一个 28 年， 新中国建立之后又过了将近 28 年， 毛主席过世，三个 28 年， 非常巧。
今天主要介绍的是 1921 年到 1949 年我们党如何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历程
通常，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白了怎么革命， 明白了如何开展革命，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那么准确， 对于如何革命也没有那么清晰地认识， 对此， 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主席就认为：“过去， 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 至于怎么革法， 革些什么， 哪些先革， 哪些后革， 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都没有弄清楚， 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对于如何革命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 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 巴黎公社、 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 所以在革命初期我们党也自 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 并且很快就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但是很快又被反动军阀所镇压， 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为标志，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跌入谷底。
而后，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 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这个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同时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实现了通常所讲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两党合作之后是如何分工的呢？ 共产党当时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下层的民众运动， 比如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等等， 而国民党人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工作， 这样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是国民党做上层工作， 共产党做下层工作。正是我们党的先进性区别于其他旧式政党，所以很有吸引力、 很有魅力， 甚至于吸引了 一些国民党员开始转而加入了 共产党， 这是一个很具标志性的变化， 两党的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现在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人， 由单向的加入变成了双向的互动， 这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警觉。他们一方面对于自身 的组织松懈而忧虑， 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觉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会发展成为分共与反共的主张与行为。这种思想变化从蒋介石对此的认识中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 就是记日记， 整整记了 50 多年。
在 1926 年 3月 10 日的日 记中， 关于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思想变化， 他写道：
“所受痛苦， 至不能说，不忍说， 是非梦想所能及者。
政治生活至此， 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近来我很痛苦， 痛苦到很郁闷， 很难受， 痛苦到就像把佛祖扔到了地域里经受煎熬。
可见当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痛恨的心理已经很严重了， 结果过了一年就发动了“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我们都说宣传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 大家不要忘了国民党也不弱。
4 月 12 日 发动反革命政变， 4 月 18 日他们就已经举办枪决赤党摄影展了。
这次政变是我们党成立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损失， 我们党的党员由六万人减到了一万人。蒋介石屠杀了大概两万多人。
更多的是脱党、 逃党、 叛党。
翻开当时的报纸， 就像我们今天看的报纸广告栏一样， 都登着某某开始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 某某与中国共产党一刀两断，都是这样的声明。
这次失败我们败得很惨， 打击很大， 面临的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那下一步如何革命？ 为了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
我们党就召开了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它是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的。
当时， 参会代表用一周的时间开了一天的会。
很多人会问你这儿有语病吧？ 一周有七天， 怎么开一天会？ 当时， 在开会前的三天， 这些代表一位一位偷偷进了 会场， 开一天会之后又用了三天时间一位一位偷偷地离开了这里。
可见白色恐怖多么的严重。
这次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之前我们不太注重军事， 而国民党注重， “一文一武” 合作的时候很好， 一旦破裂肯定是拿笔的共产党吃亏。
这次会上， 代表们决定了 下一步要开展武装起义， 之后， 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起义的目标都是要城市， 比如秋收起义的目 标是长沙； 二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起义军余部开始转移到农村， 开展土地革命， 开展武装斗争。
在这些队伍之中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在起义之初有四千多人， 没打两天就只剩一千人了， 只好开始转入农村，最后带领了队伍上了 井冈山， 在井冈山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
分田的影响非常大， 我去江西调研发现， 在当时江西的永新县， 有一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了山， 分了 地， 嫁了人。可见分田的吸引力比宗教信仰还大。
与此同时， 我们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 毛主席对此做了理论总结， 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这篇文章原初是毛主席给林彪写的一封信， 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 的时候， 毛泽东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在这个时期， 不仅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发展的好， 其他比如闽浙赣南、 鄂豫皖等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都发展了起来， 为了统一领导各个根据地， 1931 年 11 月， 在江西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形成了国家的初步形态。
当时政府的各级机构都比较健全， 公检法司都有。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 我们的红军达到了三十万， 重新进入了 一个鼎盛时期。
但是很不幸， 这种鼎盛很快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挫折， 很快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 一方面是国民党对于我们的围剿力度非常大， 中央苏区在1929 年到 1932 年人均年食盐消费量 12 市斤， 1933 年就是因为国民党大量的围攻， 使得我们食盐量骤减， 降到了 2.4 市斤， 1934 年 8 月骤减到 0.75 市斤， 这意味着每人每月人均一两盐， 不光是生活上非常困难， 同时国民党的这次围剿组织的力量也很强大， 组织了 50 万人， 而且配备了坦克等先进的武器。
但是如果战略战术运用得好、 领导得好， 也不一定就会失败， 然而这时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左倾化情绪很重， 认为仍然要打城市， 对于毛泽东探索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不认可。
其实从 1931 年到 1934 年， 也就是长征前的三年左右， 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中央红军的领导之外， 成了光杆司令。
而中央实际由博古、 李德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来领导， 甚至于长征转移前， 李德等人还考虑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
大家想想如果不带他走， 历史可能真的要改个样子了， 像瞿秋白没有带走， 最后就牺牲了。
最近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重走了一遍长征路， 感受很深， 这种感受是只看书所感觉不到的。在旅途中， 还收集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比如一个县里的资料显示， 当时的老百姓只要看着兵来就都跑， 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当时我们一个战士饿得实在不行了， 就进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 家里人都跑了， 灶台上剩了点吃的， 这个战士就伸手去拿， 离那个灶台大概就差半米， 终究还是没拿， 最后饿死了。
长征是战略退却， 是大转移。
我们红军当时长征前 30 万人， 到了陕北剩三万， 90%的力量都损失掉了， 教训极其惨重。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国际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日本当时准备要全面侵华， 中央开了一次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跟国民党摒弃前嫌， 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因为国共相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 我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携手抗日。
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 中国再次面临着“和”、“战” 的抉择。
其实， 在 1945 年， 当时的中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准备要申请奥运会了， 举国思盼和平， 但是和平没有到来， 国共再一次刀兵相见。
而这时国民党的力量还是强于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当时与国民党开战那是很难的一个决策。
胡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 20 多年， 他发现毛主席的一生有两个决策最难下， 一个是 1946 年同国民党彻底破裂， 另一个是 1950 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这次内战， 毛主席刚开始比较悲观， 认为至少用十年、 十五年或者是二十年才能打败国民党， 结果到了 1948 年 3 月 ， 毛主席东渡黄河去西柏坡， 在路上就遇见了 当时担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的杨尚昆， 杨善昆就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能够取得胜利？ 战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 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
“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 。
六十个月者， 五年也。
这六十个月 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 ：
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 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 后三十个月叫做 ‘传檄而定’， 那时候我们是 ‘下坡’， 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 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判断， 只不过时间上又打了一个六折， 毛主席预计是五年， 其实三年零三个月 基本上就结束了战斗。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主要经验
之前我们遭受了那么多次重大挫折， 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胜利了 呢？ 有哪些经验呢？ 这里头的经验非常之多，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主要经验。
第一， 强大的政治力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战争要取得胜利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民心。而战争要能够持久， 摆在我们党面前首要问题是什么？ 是找朋友。
为什么叫找朋友？ 因为我们党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不能取胜， 要找同盟者， 找朋友。
1939 年毛主席就认为，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 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牢固的同盟军， 是首要的争取对象，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 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毛主席分析的非常清楚， 但是能否将这三支同盟军团结在我们党周围， 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如果能够团结起来， 革命就能取得胜利， 如果不能团结起来， 革命就不一定能取得胜利。
事实上， 我们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团结广大农民， 争取农民关键就是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就发布了五次指示， 1947 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到 1949 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亿多农民分到了 土地。
如果说分地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的话， 那么， 废除苛捐杂税则是包括富裕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迫切愿望。我们都讲说国民党的税多， 税有多多呢？ 1932 年的时候统计有 1700 多种。
不仅是税种多，还施行了很残酷的预征制度， 什么叫预征？ 就是提前征收， 寅吃卯粮， 今年将几年后的税都征了， 比如当时四川梓潼在 1926 年预征到了 1957 年， 邓锡侯的 28 军在 1935 年预征到了公元 1991 年， 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词义县在 1931 年预征到了公元 2117 年。
很多人说国民党没有战略眼光， 我看国民党在征税上倒是很有超前意识。
在解放区和根据地， 我们全面的废除了苛捐杂税， 只征正税， 翻身农民就成为了我们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迸发了极大的生产革命热情。
讲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 难道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 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没有认识吗？答案当然是有， 而且认识也是很深刻。
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来了三民主义——民族、 民权、 民生。
其中， 孙中山认为要改善民生关键第一要抓好土地问题， 第二要解决好资本问题。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呢？ 孙中山提出的办法叫“平均地权， 涨价归公， 实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全中国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房价， 香港有一位学者叫郎咸平， 他读了孙中山的著作， 说孙中山的土地理论对于当前大陆调控房地产很有警示意义， 他说孙中山在 100 多年前提出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就是说如果你卖一块地或者是房子， 原本是一百块钱买的， 现在三百块钱卖， 中间这二百块钱差价要一律充公， 因为房地产价值的上升与个人无关， 而是来源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因此涨价部分要取之于社会， 还之于社会。
孙中山后来干脆提出了 把土地分给那些无地的农民， 叫耕者有其田， 我们共产党搞的就是耕者有其田， 所以毛主席说：“ ‘耕者有其田’ 的主张， 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 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 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 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
所不同的， 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 不但口讲， 而且实做。”
客观地说，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 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都很重视， 他们也颁布了土地法， 也在各省区搞了一些试点， 但是都没有搞好。
在 1946 年 11 月战争爆发之后， 国民党占领了绥靖地区， 这里过去是我们党控制的地区， 已经搞过土改了， 所以， 在这里就有一个国共比较的问题。
蒋介石要求部下在绥靖区要特别注意处理土地的分配， 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还要表现出更好的成绩， 要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 使真正为民众解决痛苦， 使农民得到利益。
但是由于政权基础， 国民党拿不出切实的办法来。
国民大会的代表就质询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地政部答复说：
“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拥有土地者多持反对态度， 土地改革之推进， 政府故需努力， 有赖全国人民之侧重， 地主阶级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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