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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政治信仰的流变 所谓政治信仰， 是对既定的政治形态的价值认同， 是对政治的终极关怀。
它反映了 一种政治理性， 也反映了 一种政治安慰。
它是特定政治形态的心理基础， 这种心理基础是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当一种政治秩序建立之后， 为这种政治秩序服务的政治信仰随即建立。
纵观全球现代化进程， 往往产生一个悖论， 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和加速需要政府的权威来导引， 但现代化发动以后， 尤其是进展到某个拐点之后， 却会产生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的置疑和个人主义的伸张。
如何有效导泄这种情绪， 加强社会凝聚， 迎接各种不测与挑战， 以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谨防其挫折和中断， 是个难题。
为此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寻对策， 至关重要。
信仰大概可分三个层次：
政治信仰——民族信仰——道德信仰。
前者解决政治认同， 中者解决国家与民族认同， 后者解决生命与人格认同。
目 前我国社会凝聚， 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信仰，以此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 但需同时重视民族信仰与人格信仰的建设， 惟当三重信仰合同并举， 中国的“ 道德重建” 才会起色。
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信仰， 而政治信仰则关系到社会的整合程度。
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的“ 信仰危机” ， 仅仅反映了 社会从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 并不是信仰的灭亡。
有人可能会说：“ 我什幺都不信。
” 显然， 这种人的信仰就是怀疑一切。
政治发展当然需要信仰。
如果失去了 政治信仰， 也就失去了 政治目 标和政治动力， 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就会难以实现。
在一个多民族、 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肯定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追求， 对此当然不能强求一致， 但必须有一个限度， 即信仰的差异性不至于导致破坏现代化事业的行动发生。
要达到这个目 标， 民主与法治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
民主可以解决政治信仰差异性问题， 通过教育、 讨论等理性方式解决分歧， 并且最终依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形成政治制度。
实际上， 政治信仰不仅仅存在差异性， 而且也存在着统一性， 上述所说的多数人的主张， 就是统一性的表现。
另一方面， 政治信仰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 必须用法治来规范。允许不同信仰存在是一回事， 实践政治主张则是另一回事。
在法治社会， 公民有自 己的政治权利， 但同时也负有政治义务， 诸如宪法中规定的维护国家的统一， 不能颠覆政府等等。
信仰属
于思想范畴， 现代社会不会因思想获罪， 但将信仰付之于行动， 则必须由法律予以约束和规范，不能各行其是。
政治信仰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 政治实践的特点决定了 社会政治信仰的大体形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个人崇拜现象的风行， 对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的热衷， 泛行政化倾向， 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格局， 都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经过拨乱反正， 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使传统的政治信仰受到冲击， 也使得一部分人对以往的一切信仰都产生了 怀疑和动摇。
实际上， 在对过去的信仰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
绝对的全盘否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譬如说， 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政治信仰吗？ 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 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当然， 我们在实践政治信仰的过程中， 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一致。
要使广大民众接受政治现实， 拥护既定方针， 信仰所主张的政治理想， 就必须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 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历史表明， 占社会主导的政治信仰始终与领导者相关。
因而， 政治制度的建设状况会成为人们政治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实践的发展， 人们的政治信仰也会产生变化，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然而，信仰的变化并不能脱离基本的价值准则， 更不能鼓励虚假的信仰表示， 即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完全相反。
此外， 也不能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
政治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反对盲目 跟风。
一般来说， 政治团体、 政党组织的建立， 与其成员 的政治信仰大体一致相关。
社会也因政见不同而出现多个政党组织。
因而， 党组织内当然不允许根本对立的政治信仰存在（ 世俗社会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 但很少会有人没有政治信仰）
。
对社会一般成员与对政治组织的成员 ， 显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不过， 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党组织成员 能不能有宗教信仰， 各个党派的要求是有区别的。
这要看该党组织的政治目 标与政治理论， 是否与一切宗教相冲突。
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神权当道的时候， 政治不过是神学的婢女， 政治信仰也就是宗教信仰。
在现代社会， 政教分离， 两者在信仰上分道扬镳。
即使在不同宗教之间， 信仰的相互容纳与宽容也是罕见的。
信仰的惟一性与纯洁性， 在政治生活中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1911 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宣告了 中国结束了 几千年来以封建礼教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统治模式， 中国社会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19 年， 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
社会信仰转型的序幕， 统治了 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轰然倒塌， 各种各样的新思想， 新观念像潮水一样涌入了 中国。
毛泽东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 创造性地发明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发动贫苦农民， 通过土地革命， 走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打土豪， 分田地” 既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又是广大农民的希望和闹革命的目标， 这个目 标改变了 千百万人的旧的人生观， 成了 这些人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
至于打倒土豪之后能否分到田地， 分到田地之后能否继续拥有田地， 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是不去考虑的。
1949 年， 毛泽东依靠几百万武装起来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英勇奋斗， 成功地夺取了 全国政权，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说， 从 1911 年到 1949 年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主题词是“武装革命”（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
的话， 那么， 这场持续了 三十年的波及亿万人的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便是当时中国人政治信仰最好的表现形式， 信仰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信仰的内容是“解放”； 对于信仰的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泽东。
这场革命有一个得到了 千百万人支持的真实的信仰基础， 有一个建立在这个信仰基础上的真实的追求目标， 有一个能够使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有一支由怀着远大目标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坚强队伍。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 也是政治上、 精神上、 信仰上的胜利， 这一切构成了 中共 1949 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总胜利。
而相比之下， 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国民党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招摇做秀的旗帜。
国民党的信仰基础与精神支柱徒有虚名，失去了 信仰基础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标志着以“解放”（阶级解放、 民族解放、 国家解放）
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的成功。
1966 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风暴的最高潮。
亿万人对毛的“无限崇拜、 无限信仰” 达到了 顶点。
对毛和毛的思想的信仰成了 完全的宗教。
毛泽东成功地在中国引爆了“精神原子弹”， 精神与信仰的力量显现出来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全世界。
1976 年，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 的垮台， 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停止了；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 无论这场“革命” 多么错误， 参加这场“革命” 的人是真诚的， 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 他们的虔诚与真实几乎达到了 荒谬的程度， 并导致了 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种对主义、
领袖、 党和国家的宗教徒式的绝对信仰被过度透支与滥用， 导致了 后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与玩世不恭。
1978 年， 邓小平果断地改变了 中国政治舞台的主题词， 用“改革开放” 取代了“阶级斗争”，
“改革开放、 中华腾飞， 团结起来奔小康” 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信仰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去世之后， 中国共产党相继更换了 二次领导人。
亿万人民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 很快就被利益分配不公的严酷现实击的粉碎。
物质的丰富解决不了 精神的贫困。
2009 年， 在经历了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之后， 中国需要回答“我们信什么” 的问题。
当今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 应该如何实现信仰创新， 是中共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