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红歌是被唱红,供大家参考。
红歌是被唱红的 红歌是被唱红的
红歌是一种政治抒情。
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 往往被赋予不一样的情感与意义。
若干年前， 于丹因《论语心得》 而大红大紫， 为此， 我写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一文， 借“于丹现象” ， 对当下浮躁的社会作了一次精神流行病学分析。
拙文认为， 近 30 年， 中国告别了极端主义道德乌托邦。
艰难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去乌托邦” 的祛魅过程， 在这过程中， 道德理想主义慢慢褪色， 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日渐凸显。
但尾随而至的是， 拜物教迅速生长蔓延， 物欲膨胀， 私欲横流， 社会失范， 精神领地出现大面积水土流失。
举目所及， 到处莺歌燕舞， 娱乐之风大炽。
媒体也推波助澜。
报纸、 电视、 网络， 多数媒体皆在打娱乐牌。
流风所及， 满眼的鸳鸯蝴蝶、 风花雪月。
处身于其中的人们， 沉浸在暂时性的忘情欢乐之中， 以此稀释心中的苦闷和烦恼。
但这样的娱乐只能让人快意于一时， 一晌贪欢之后， 漂泊的心灵并没有得到安顿， 现实中的苦闷仍没有得到解决。
正在这时， 于丹出现了。《论语心得》 一出， 击中了人们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 触及人们心中那块被忽略的柔软部位。
于丹的聪明体现在她对世道人心的敏锐。
于丹敏感地感受到了社会心理的变化， 准确地把握到普通大众的精神期待和人生困惑。
但《论语》 之远水， 并不能救眼下之火。
急火攻心， 于丹们的心灵鸡汤， 远不能解渴。
何以解忧？ 正在大家四处掘井， 心急火燎地寻找水源之际， 红歌被推到了前台。
其实， 多年来， 红歌一直就没有缺席过。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 流行过一阵子《红太阳》 之歌。
在当时， 就有一批当红歌星翻唱 “革命歌曲” 。
诸如， 甜歌星李玲玉翻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十送红军》， 屠洪刚翻唱 《天上太阳红彤彤》、 《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孙国庆唱《南泥湾》、《读毛主席的书》， 范琳琳唱《红太阳照边疆》、《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 流行歌星翻唱红歌， 对革命歌曲进行二次创作与传播， 也使革命歌曲波普化了， 成为一种新型流行歌曲。
这些红歌， 一经当代流行歌手的嗓子过滤， 即被赋予了一股浓郁的当代情感。
时下， 红歌如火如荼， 蔓延中国的各个角落， 红色满眼， 可谓“祖国江山一片红” 。
如果说， 此前的红歌不过是多元色彩中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背景音乐， 如今， 红歌已成为国人视听生活的主旋律， “唱红”俨然成为中国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文化景观。
前不久， 我作为本单位合唱团成员， 参加学校组织的红歌比赛， 亲历了唱红盛况。
本人作为四十分之一， 与其他三十九个四十分之一齐刷刷地出现在舞台上， 齐声高唱“同一首歌” 。
彼时彼刻， 我的内心似乎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情绪，耳热心跳， 感觉到血液黏稠度骤然上升， 丹田之气在上行。这种感觉，跟我在卡拉 OK 厅自我陶醉很不一样， 也跟我品尝李玲玉们的红歌甜点不一样。
记得我在课堂上讲到共产党的宣传智慧时， 就把革命歌曲作为一个典型样本进行解读。
为了传播革命理念， 共产党人把一些流传甚广的民歌进行改造， 旧曲填上新词， 产生了第一代“红歌” 。
比如，《十送红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等， 就是成功的例证。
共产党聪明的地方， 在于善于利用民歌广泛的接受基础。
民歌经过多年传唱， 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里， 已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和民俗。
利用这一接受基础，添加新的内容、 意义， 就会大大提高传播效果。
这种借船出海的宣传智慧甚为高妙。
红歌是一种政治抒情。
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 往往被赋予不一样的情感与意义。
革命年代、 建国后 3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当下，可分为四个不同的“红歌” 年代。
每个时代的红歌， 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与意义。
眼下的红歌运动， 其意义更是耐人寻味。
这次“唱红”运动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它不仅调动了前三个红歌年代的记忆，还赋予了更多的现实主义意义。
我们可以这样判断：
本次“红歌” 运动， 既是象征主义的， 也是现实主义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